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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书籍《动机与人格》全文在线阅读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整体

论方法

一、整体动力学方法

1.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要说出它不是什么,却也不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整体单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同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样大的整体单元。它必然要包括一个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前面关于非动机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看来,即使这样,也仍然显得过于局限。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还原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元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复合体,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

如果仔细思考这一矛盾,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所反映的正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元素所构成的。那么,持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杂简化为所谓的简单。这要靠分析来完成,依赖于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还原性的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实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牵涉,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努力并不就是非难一般科学,而只不过是在非难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开始时所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表达一下,不是问“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问“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么?”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2.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不把个体还原成它们的“简单部分”,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可以证明,这一问题比拒绝还原努力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reduction)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更为行之有效、成效卓著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例说明,如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立、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其本身独立自在并可被独立地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与机体整体以及与机体其他的表达形式之间丰富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1)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放在解剖台上进行研究;(2)可以让它处于自然状态,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机体内部对它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来使用,包括关于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的认识,关于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并不是一样的认识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正在做的事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做时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以往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一分析(reductive-analytic)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一分析(holistic-analytic)法。在实际运用中,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那两组研究(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中,这种整体一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把每一个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挫折、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有必要。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对宗教更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受的宗教熏陶,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他的宗教情感是肤浅还是深沉、是表面的还是真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可能把他评价为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2)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来说标志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5)以至于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必须顺应时代”。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属行为性的做礼拜在实际上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因此对我们来说也就近乎于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日,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而使它分立出来,和上下文脱离,那么在我们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只会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其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行动,一样地讲话,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类型。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而觉得非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不可,非要向不义宣战,即使不义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宗教规劝、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波动、个人不幸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相反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地是来源于对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源于对同类的爱。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仅囿于其本身,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性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性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我发现,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式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要便利和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作戈尔茨坦意义上的有机论观点(1939,1940)。

同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条理化、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静态的思维而不是动力的思维、机械的思维而不是有目的的思维要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3.因果理论的局限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因为一般原子论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举足轻重,但它却被心理学领域中的作者搞得含糊不清甚或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在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还是有关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弹子球式的因果论看法,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离的物体对另一个分离的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种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便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今天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所使用的都是复合因果律(multiple causation)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弹子球在台桌上伴随着清脆响声的碰撞过程那样来描述它。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却只是对原先那种看法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它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有很多原因,而不只是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一—相互分离、独立地进行。弹子球现在不是被另外一只球击中,而是被另外十只球同时击中,我们只不过是需要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术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分离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and-sum)。并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直到有时它似乎与那一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不再有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律的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使用因果律的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付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与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1)什么都没有得到纠正,或者(2)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块或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无法用普通因果论术语来描述的其他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好像一个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然后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历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经不同于过去,便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现自己。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使他的面部痉挛有一点恶化。这种痉挛的10%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10%。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摄入了机体,就如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营养的摄取过程而变成机体本身一样。我之所以写下现在这些字,是由于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呢,还是由于我喝下的咖啡,或是由于我昨天吃的东西,或是我多年前听的写作课,或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自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达,例如写作一篇自已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的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达或创造,这整个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在心理学家的设想中,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就如同想象它撞击、推动机体同样的自然。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不再是保持分离的因和果,而就是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有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需要,那种方法就是,去证明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影响的被动的活动者,而是积极主动的活动者,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对原因产生某种影响。对读过心理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仅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它们一旦被曲解,则又有可能被我们所重新构造和定型。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回避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来并从中进行选择。或者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论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世界是原子论式的,其中的实体间即使有相互作用,它们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达、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所取代。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无法被简单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涉及对基本观念的根本性改组,而必须被按部就班地详加阐释。

二、人格症候群的概念

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synorome)这一概念。

1.医学用法

在试图描述人格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性质时,我们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代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由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在任何这类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它,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组织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组织的“价值”。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在一种单纯相加的意义上得到使用,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组织、有结构、相互依存的一组症状。我们当然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使用在因果关系之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之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心满意足,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个这类问题的例子:(1)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2)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3)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4)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程度,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重要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个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知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是如果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达、“风味”、功能或目的。

2.动力性可交换部分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情感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标识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3.人格风味

我们可以引入“心理风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例子: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但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能轻易地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睛、一对大耳朵,但仍然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英俊。”)。在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4.心理意义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不受欢迎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做是被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那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coping aims)等的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5.对一个困难的反应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统一的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被机体的天性、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这样,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正在做出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的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围绕着同一件事情做着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条理的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对于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机体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同有关于性格表达的事实毫无关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做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机体之外的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在被感知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当然,这些资料不可能被说成是都具有在我们所用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应对目标。

一般地,可以这样来说,格式塔心理学家同意韦特海默的原始定义,即当在它的部分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相互依赖时,整体是有意义的。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和其他一些人对格式塔所提供的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两个艾伦费尔斯(Ehrenfels)标准也是并行不悖的。

6.内在于部分的整体意义

艾伦费尔斯给出的一个有机精神现象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单独施加给一些人的独立刺激(如一个乐曲中的单个音符)缺少了什么,而这所缺少的东西是一个获得了有机的总体刺激(如整个乐曲)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换言之,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出来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性地而是被整体性地理解,则可以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中观察到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所在的整体,我们应该就能够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仅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仅仅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一个从整体得来的判断更令人信服。

7.置换部分

第二个艾伦费尔斯准则是关于一个整体内部的各种元素间的可置换性的。一支乐曲即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本来面貌。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分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成分可以互换,或者彼此都是动力意义上的同义词,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8.关注人类机体

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是现象世界的结构组织,主要是在机体之外的“材料”(material)的“场”(field)。然而,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却正是人类机体本身——这一点已被戈尔茨坦很充分地证明。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即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达、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机体内清楚地显示出来。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把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purposivism)(并非目的论)、心理分析学家和阿德勒派心理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茨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的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

三、人格症候群的特征

1.互换性

在上面一段中已讨论过,在行为上不同的两个症候群部分或两个症状,因为有着相同的目的,而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着相同的出现的可能性,或具有相同的可预测性概率或把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症候群的各个部分是可交换或等效的。

在病患者身上,症状在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症状的例子,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对于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达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性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不详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关注的表现,但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达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2.循环决定

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例如霍妮(Horney,1937)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妮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持续的动力性相互作用之流变,每一个部分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其他的部分,并反过来被所有其他的部分所影响着,整个行为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着。

完全的神经症性依赖意味着期望肯定要被挫败。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因此而早就存在的怒气火上浇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人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虑和对报复的恐惧,等等。但首先,在导致了对完全依赖的需要的因素之中,就有这些状态。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持续的流变和相互间的增强之中的。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同样既是因又是果。

再如,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排斥、被嫌弃(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被厌恶人群的这些性格却几乎都部分地是这种仇恨和遗弃的产物。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3.对变化的抗拒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阻抗(resistance)的那种东西,但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在健康及不健康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曾经极为富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人格的人。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根本性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被各种方式解释为一个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现象。在德国时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失去自己的财富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在病人对心理治疗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其他的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4.变化后的复原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仅仅是暂时的。例如,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Levy,1939)。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无知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经验使她大受震惊。她的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水平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方面发生了总体性的变化,例如在她的外在行为、人生观、梦境、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就在这时,她得到了帮助和安慰;她的情况得到了非技术性的讨论,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得到了一些简单的指点。慢慢地,她的情况开始好转,可能是由于这些交谈的原因吧,她的安全感在增强,但她再也没有达到她以前的安全感水平。她的经历留下了一些轻微却很持久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保留也许是部分地因为丈夫的自私,比这种后遗症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不顾一切地要像婚前那样思维和相信的强烈趋向。在一位第一任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剧变之后伴随着缓慢然而彻底的恢复感的类似情况。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任何其他此类的基本性创伤经历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通常几乎是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或人际状况。

5.变化的整体

上面已讨论过的这种趋势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有同向的其他伴生性变化。很经常的是,这种伴生性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没有可察觉到的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是极为罕见的。

1935年进行了一次结果没有公开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女性得到指示她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相当普通的情境中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应当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更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购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露出身体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更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女性,在得到了极为成功的婚姻之后,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性的提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她结婚前),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她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值得别人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性憎恶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在我首次见到她时,她很少具备这些品质。某些特别的症状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经常出现的噩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虑、对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力量的特定恐惧,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

6.内部的一致性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他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受。这样,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做噩梦、做焦虑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这种人中的一大部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梦生活。不过,相对说来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与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害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极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的还是一件较为暴露的泳衣。后来,从一系列的交谈中得知,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女性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叙述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别人对她的大胆的注视就会把她从浴场中赶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有所表现,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但她的性格结构却使它十分困难。

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过去特殊的经历。我发觉,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理智的解释,以及其他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于根除。

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始终如一地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始终强的人。

7.走向极端的趋势

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存性趋势相并行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原动力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助于持久不变。这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有相当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做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这样,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讲,迹象的重心是在不安全的一边。他就这样(即使是轻微地)被一直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这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原动力,他势必导致他所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实际上总是带来进一步的排斥和更深的不安全感。一个男人是这样解释他的妒忌的:“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担心如果她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就会垮掉。很自然,她同我兄弟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冲动和猜疑。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破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8.源于外在压力的变化

专注于症候群的内部原动力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理所当然地是要对外部情况做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9.症候群的变量:水平和特点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层次这一变量。一个人的安全感或高或低,自尊心或强或弱,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义。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低于人类的不同灵长类动物物种中,都可以看到支配现象,但它在每一种类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品质的高度自尊,我们把其中的一种命名为力量,另一种命名为权利。具有高度的自尊,同时也具有安全感的人,会以仁慈、合作、友善的形式显示出对自尊心强度的这种感受。高自尊同时无安全感的人与其说是对帮助弱者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支配和伤害他们感兴趣。两类人都有高度的自尊,但由于机体的其他特征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在极端无安全感的人身上,这种不安全感有许多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例如,它可以具有隐退和畏缩的特点(如果自尊心低),也可以具有敌意、攻击性、卑鄙的特点(如果自尊心高)。

10.文化决定因素

确实,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完整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总的说来,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各种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自尊得以表达以及获得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允许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身份地位也是部分地由文化来决定的,这一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具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交行为、活跃性等)。这一事实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多布(Dobu)居民不仅是,而且还被认为比一般的阿拉派什(Arapesh)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女性被认为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女性有更高的自尊心。

四、研究人格症候群1.标准的关联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了仿佛是均质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存在着不同重要性的程度等级,以及聚集现象。对于自尊症候群,这一事实已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得到了论证,即以关联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部是没有分化的话,它的每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联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然而在实际上,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例如,通过社会人格量表(Maslow,1940b)所测定的整个自尊症候群同烦躁性发生关联r=-0.39,同无宗教信仰者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

一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Maslow,1968a,1968b)。

对这些资料的临床验证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自然地聚集起来、成为似乎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尊重规则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实际开始着手于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面临着的共同难题,即分类应是基于什么原则之上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很简单。然而,如果像我们这样,是在部分的无知当中向前摸索,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想对材料的内在本质有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人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一旦我们最终再也感知不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分析症候群的材料时,我们很快就会发觉,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十几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程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connectionistic)观点的另一种表现。自然,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转而去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性分析、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2.放大倍数

这一说法是一个物理学类比,来自于显微镜的工作方式。在研究显微镜载片上的组织样本时,我们先把载片对着光线,直接用肉眼观察样本的整体情况。这样,我们得知样本的整体特征、总体结构、构成、整体中的内在联系。有了对这种整体图景的清晰印象,我们接下来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低倍率放大观察,例如10倍。现在,我们是在研究一个细节,但不是仅孤立地研究细节本身,而是还考虑到它与整体的关系。随后,我们可以对整体中的这个视野范围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使用更高倍率的物镜,例如50倍。再增大放大率,可以对整体中的细节做进一步更加详细的研究,直到显微镜的放大极限。

我们也可以把材料当成是已被分类的,但分类的方式,不是一种可以被随意安排、分离和独立部分间的直线系列性分类,而是“被包含在内”意义上的分类,就像是套在一起的一些盒子。如果我们把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看作一个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就是容于它其中的14个小盒子(Maslow,1952)。在这14个小盒子的每一个之中,还藏有其他更小的盒子——或许一个里面有4个,另一个里面有10个,再一个里面有6个,等等。

下面,我们用症候群研究的术语来解说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取安全感症候群,将它作为一个整体,即在1号放大倍率上进行检验。说得具体一点,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风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14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在按我们的说法是在2号放大倍率上进行研究。这样,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做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13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也一直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一个整体性部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屈服于权力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一般性地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权力,但这一需要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许多种表现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强的攻击性、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强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偏见和仇恨等,也可以表现得相反,例如奉承、拍马屁、性受虐狂倾向等。但这些特征本身也同样明显地过于笼统,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将会在3号放大倍率上进行。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要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它,就不能针对其本身,对其孤立地研究。如果我们说研究的是歧视的倾向,即需要权力的亚症候群,而需要权力又是总的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就全面多了。我无须指出,越来越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4级、第5级等。我们可以研究这一特定复合体的一个方面,例如利用某些特别之处,包括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满足自己对安全感需要的手段。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织成为一个症候群,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一亚一亚一亚症候群类下。它是一套盒子中的第5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即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之上的分类方法,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有可能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细节中或含糊其辞、毫无用处的共性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两者。它拒绝接受二分法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A和非A式的划分,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3.根据意义集结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试验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因循守旧、道德感、拘谨和尊重规则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大胆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当然是相互之间以及和自尊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成分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于聚集的理解,对各种成分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反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分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与镇静比镇静与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也许一个聚集的群体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意味着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个平均的关联高于两个不同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平均值。如果假设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5,那么,通过混合各种群体或亚症候群所构成的新症候群,则会有一个高于r=0.5但低于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一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互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而且即使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

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能够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行为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并不是谦虚行为,而是在它与机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完整的谦虚这一品质。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原动力中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系列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系列的最低端时——从一出生就被完全抛弃的孩子——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漠,毫无得到爱的渴望。

最后,我们当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就是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运用还原性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就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不会造成对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使所有的统计资料都得到临床和实验知识的检验,那么关联技术就没有理由不成为整体方法论中极为有用的方法。

4.机体内相关联的症候群

在他有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苛勒(1961)反对过分地概括相互关联性,甚至到了不能在极其概括化的一元论和彻底的原子论之间进行选择的程度。相应地,他不仅强调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强调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这一事实。对他来说,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相对来讲)是封闭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行到在格式塔内部进行分析的程度,他不大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一定很明显,当我们处理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同的情况。的确,在机体的内部几乎没有封闭的系统。在机体内,每一件事都的确与另外的每一件事有着联系,即使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此外,已经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同文化、其他人的近距离出现、特定的情境、自然和地理因素等发生关联并从根本上相互依赖。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说苛勒该做而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于各种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责难确实并不是特别地适用于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想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就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围绕着整个世界从理论上讲有着内在联系这一说法,是很可以通过辩论来把道理讲清楚的。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同任何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用一个语域的说法,而不是所有语域作为整体的说法,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并没有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心理学上的关联,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关联。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完全可能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部分地是观察角度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其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性,但却从来没有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质的联系性。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详论。将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五、人格症候群的层次与特性

在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细心研究的例证。它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确定。

从数量上讲,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线性相关上讲,在安全感的水平和自尊心的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但细微的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实际上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以有特征性的联系:例如,在犹太人身上(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女信徒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同高安全感结合在一起。在心理病患者身上,两者的水平都一直趋于偏低。

比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这种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感(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心(或安全感)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比较两个都有很高的自尊心但在安全感方面却处于系列两极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联系。某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和某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某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人类的爱,将会很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某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对人类怀有仇恨、轻蔑、恐惧,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肯定是对同伴的一种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特质进行对比。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前者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后者是安稳、可爱、乐于助人、有依赖性的人。安全感特质的类似不同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着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依照他们自尊心水平的高低,不是离群索居、不愿抛头露面,就是公开寻衅、敌视一切。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可以谦卑或傲慢,可以是追随者或是领导者。

六、人格症候群和行为

作为更具体分析的前奏泛泛而论,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个行为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在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随着张三哈哈一笑对一个笑话做出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逗弄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特质理论恰成对照,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完全决定。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如艺术创作中找到最好的例证。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艺术家明显地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并且相应地,它便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境的任何创造性反应一—就像在罗夏测验中——都是位于连续统一体的极端。在另一端则是与性格结构只有很少的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孤立的、具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个短暂情境的要求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含义的纯属习惯的和文化的反应(男人在女士进来时的起立习俗),或者最后,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两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而不是其他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受主要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上述事实可能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一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的?

显而易见,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例如只是一种感觉或条件反射等。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哪一部分是要被组织的整体这一角度来看)。对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基础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从它与机体其他部分的所有关系中被割离出来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一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孤立,仅仅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的确,我的膝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而下述事实当然不能说是比上面的更为真切:即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但后面的事实却远远重要得多。

虽然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机体在其中行动并辅助确定了机体的内在本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划到“直接情境”的名下。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直接情境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无法达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同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是它们心中任何一个的完美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情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作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所受的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来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七、症候群资料的逻辑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合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讲,各种可供利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很不够,所以无法在此陈述。

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这样,举例来说,我们在朗杰(Langer)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不需要被证明,但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足物,类别及其补足物相互排斥,处于它们之间的任何类别都归于其一。”(1937,p.193)

现在一定很明显了,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把任何部分的资料从整体中决然地切割出来,或任何单个数据与症候群其余部分之间的这一类决然的区别,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我们把A从整体上割离下来,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把A和非A简单地合在一起当然也并不会还原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将一个部分切割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对这些交错状况毫不介意。而这种忽略是心理学家所担当不起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联之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与外界的联系,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无法去想象我们能够把自尊性的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离下来,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实际上不存在仅仅是自尊而不是其他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是由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聚拢而成的,就像是一堆苹果。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会改变这个苹果的特征,也不会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机体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割下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加、减、乘、除的基本算术运算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人,他们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我们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位倾向于乐于同人合作的人和另外一位倾向于暴虐的人。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增加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不仅是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仅仅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然而也是能设想得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显然,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似乎在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似乎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学、整体论方面,数学落在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后面。实验科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这种研究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得以实现的。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系列的长方形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有一连串的假设—回避或花招式的假设,不涉及现象世界的“似乎”假设。而心理学中的假设是涉及现象世界的。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关于数学有静止和原子论倾向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含义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过去没有狂热地宜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难道我们没有求助于芝诺(Zeno)悖论,来详尽地论证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对这种态度的明显转变,我们又该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是建立在旧有的基础之上,那又怎么可能从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提取出一种能够解决涉及动态实体难题的新型数学?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改变。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如果变化意味着一个从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被我们识别为变化的,正如我们曾指出过的,只不过是在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图像。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穿越它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行为具有连续性,这样就有一种压倒性的本能,想把运动这一观念抽象为某种在本质上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绝不会证明它的正当性。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那同一种相互关联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产物,属于一个静态的家族,它并未获得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这样,微积分学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的静态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得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见卡斯纳、纽曼合著《数学和想象》(Kasner and Newman,1940,pp.301-304)。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分解成分),也可以是有上下文的脸红(一个整体性成分),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可以很有用处。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构想的非自然事件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当然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不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处理分解成分的人为习惯,一直是行之有效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至于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这么一点,即尽管它是有用的,但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性的——一句话,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动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这些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只有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有什么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中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危险的。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对于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观念中的世界本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谈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and)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structured with)。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成分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Lee,1961)。

◎这一章提出了一套理论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直接地来源于对人类的人格结构中自尊和安全感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

◎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被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的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难于成立的。然后,这一整体便被更为准确和有效地得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被诉诸分析。这一分析又使更完善、更准确的整体成为可能,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比较有头脑的科学家现在已经用一种按照“函数”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论概念。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个函数,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觉得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概念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必然性、反应等。关联状况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函数表达的例子,但它们却常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因果”一词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所具有的意义恰恰相反,将“因果”这个词保留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如何,我们已面临着必然或内在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的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放弃,被否认,被消除。

◎可以从目标行为上的差别和动力学上的类似性这些方面来确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一个个别案例中,如果症状甲和乙在症候群X中有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相同的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我不得不讲述这个故事,但我的讲述不像从左向右画一条线般地有始有终,而更像是手中反复把玩着古玩过程中的沉思。”(Taggard,1934,p.15)

◎对这一规律的例外,参见第六章。

◎然而,对于症候群不是它的部分以整体方法相加所得的和这一说法,尚可存疑。分解出的部分只能合成一个加法和,然而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

◎但请比较苛勒(1961,p.25)对于艾伦费尔斯标准的批评。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步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确定的问题,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学上的分析表明,一个特定因素是系列中首先出现的,也根本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Allport,1961)。

◎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可以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同一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能对人格有着动力的影响。

◎在今天,这会被称为一种行为治疗。

◎这种趋势同前面描述过的趋向于更大的内部一致性的趋势密切相关。

◎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相关(correlation)方法,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对这种方法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它的本质特征同整体理论有什么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还能指望机体内会有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

◎例如,通过使作为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境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把它抑制掉,正像在各种投射实验中一样。或者有时,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拒绝、被漠视,文化被拒绝。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融洽与心理分析移情。在某些其他的情境中.文化的强制作用可以被削弱,如在酪酊、狂怒或其他失控行为的例子中。同样,也有许多被文化调节所忽视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的主题的变异,即所谓的表现性动作;这些变异非常微妙,是下意识地觉察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所具有的行为一一在文化的强制力尚不强大的孩子身上,在它们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高明的、在理论上站得住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

走向积极的心理学

一、狭隘的偏见

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由于我们对人性所知甚少,通常是一些不正确的人性理论就代替了有条理、有根据的论据以及业已证实的规律在发生作用。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以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和社会的概念之上的。并且,无论听上去如何荒谬,我担心,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恐怕也是使用这些关于人性以及社会的错误的偏见和无意的假定进行工作的。因为这些偏见和假定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它们也就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在这一章,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褊狭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科学在表现人类消极方面获取的成功一直比它表现人类积极方面大得多。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者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是非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斐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总之,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且,我将探索这种悲观主义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为何至今尚未纠正,以及应怎样纠正。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二、心理学的消极方面

(1)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和闭锁是从何而来的呢?依我看,任何特定的或原子论的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的不是健康人身上仅有的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一般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表达了与正统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同样的观念或世界观。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说来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过于单方面强调行为,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生活,它是汉密尔顿主义的,而不是杰斐逊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它过于加尔文化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很紧张而不松弛,无论从审美方面还是感情方面看都很贫乏。

(2)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症患者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3)人类的性格结构,尤其我们文化中具体的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也是造成心理学的这种人为片面的因素,因为,是心理学家最初造成了这种片面性,后来的心理学又一直维持了这种片面性。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锃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透彻地研究科学的本质,研究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当中的起源,研究它的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

三、低上限心理学

有哪些因素维持、巩固了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并使其不能自我纠正呢?既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为增强安全和稳定而使任何变化趋向停滞等,已为人所共知,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1)使人故步自封的使用最广泛而且历史悠久的方法是语义性的方法。它很简单,只需严格地按照过去和已知的东西来限定科学。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的确也是人,觉得在一个具有熟悉的技术、概念以及问题的牢固的参照系中工作毕竟更容易些,令人震惊的谬论就是由此产生的。①

(2)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是否愿意了解我们的估计寿命到底应该是多长?如果愿意,我们就应按照人们的实际情况找出人们的估计寿命标准。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5岁前就天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3)默顿关于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坚信一个信念就会使这个信念更有可能实现。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实现。一旦人们认为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自然就无须为他们修建学校了,假如没有学校,黑人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产生的全部恶果。而迷言、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个例子是贵族政治综合病症:认为一些人是羊群,另一些人则是牧羊人,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然而,事实上,当人们受领导并且由别人为他们作决定时,他们就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越发不能领导自己,自作主张了。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4)几年前苛勒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当时对于动物是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还是有可能通过顿悟来学习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苛勒指责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因为用来证明动物学习的主要工具——动物迷宫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绝不可能证实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苛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智能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四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四英尺。我们当然明白,这一个条件在当时情境的作用。这是一种方法上的悲剧性错误,它测量的是顶棚的高度,不是人的高度。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言之,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使用这些方法将只能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5)汉密尔顿、弗洛伊德、霍布斯以及叔本华根据对人类最坏状况的研究提出了人性理论。这就好比我们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症患者中概括出一般;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观察的对象是处于极为恶劣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下的民众,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应该延伸到处于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状况中的人们。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Jungle)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6)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上文提到的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当今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出现了模仿其他科学的倾向。流行的做法是,首先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完全当作一个物体或者一架机器来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正是这些不可能在物体、机器、老鼠、狗或者猴子身上发现的复杂性和独有的特性,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7)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除非重新解释它们,正如本书已作的那样)。并且有些现状是永远也不能像潜力所允许的那样充分发展的。测量法是太无能了。我们不能测量一个人将会有多高,只能测量他现在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有的智慧。因此,除非发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8)最后,我再提出一个较次要的论点。也许它略带感情因素,但我亲身体验到它是悲观和泄气的根源。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目光短浅,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我们毕生的志向从梦想和平、慈爱、兄弟情谊退到致力于使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活得更舒适些,或者每年再多培养一百个心理学家,或者在联邦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家感到鼓舞、振奋,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

四、提出改进措施

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能够被立即采用的措施,它能够防止、避免许多局限性。这一措施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症患者、适应病态文化却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于使用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能力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总之,如果我们对关于人类的心理学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注意采用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的人、成熟的人和基本需要已经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即由研究病人或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健康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心理学”。

经过这样无情的淘汰,当然不会剩下很多可使用的研究对象。这样,我们就面临着目前的实际困难:怎样为每个小组搜集到足够的人选以便进行在统计学上合理的实验。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一百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1%)。其他的99%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了。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

这是研究处于自己完美高度的人的一种方法。它接近于使理想和现状同义,从而接近于解决它们之间以及潜能和已实现的能力之间的古老的分歧。

在前几章中我们看到,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也对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上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抱乐观态度。

多少重要的新问题将因此向研究敞开大门,多少价值不大而又表面化的问题会被自然地放弃。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展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望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1)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2)使用有区别的词汇。例如,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表明,许多主观者需要用起到同类相别作用的下角标志加以限定,诸如S、A或Neurotic,心理学需要增加许多新的、积极的词汇。

(3)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例如,成长、自发性、自我选择、接受、自主、潜力的实现等。

(4)心理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

(5)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

(6)心理学在我们文化中的不同作用。这几乎可说是心理学对传统的宗教管辖范围的入侵。

(7)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

(8)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

(9)对心理学的任务和范围的重新解释,将体现在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之上。

除了本书前几章中已讨论过的部分外,我在附录中将尽量指出一些具体的有关低限度、人为的局限性、低水平的志向,以及关于人性发展前景的悲观概念的实例。

后记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

丰硕成果

露丝·考克斯(Ruth Cox)

我曾以为自己的力量和效能正处在巅峰状态,因此无论何时我的去世都将如同一棵果实累累正待收获的苹果树被砍倒一般。那将是很伤感的,不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因为,既然我的一生已经如此丰富,再抓住生命不放则是贪婪的和不知感恩的。(《马斯洛日记》,1970年2月12日,劳瑞,1979年,第997页。)

一、引言

马斯洛在日记里写下上述话的4个月之后逝世,享年62岁。今天,马斯洛关于个体幸福和社会协作潜能的观点在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马斯洛的哲学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了实际的检验。

本章将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考察马斯洛的理论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他的理论对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人性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他还是现代心理学中人本心理学和后人本心理学两个流派的奠基者。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马斯洛的理论在心理学、教育学、经营和管理、健康以及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应用广泛。

正如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所言,马斯洛的思索和理论在如此多的方面触及我们的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以至于很难“公正评价马斯洛令人惊叹的丰富的思想的挑战,他集教师、先知、医生、梦想家、社会策划家、批评家于一身的能力,他努力把所有表面上毫不相关的现象联系到一起的雄心,以及他永不停歇的乐观主义”(选自Leonard,1983,p.335)。

根据客观的标准,马斯洛可以算是著作等身:6部重要专著,140篇论文,还有很多多次再版的现代心理学思想方面的文集。不过比这些著作更重要的是马斯洛的理念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影响。他的著作源于他的信念,即:人类如果不重视他们最高的需要,就永远不能理解自身。他明确地提出,作为人类,我们相信自己天生具有实现自我和服务社会的需要。

1.惊奇感(a sense of wonder)

当马斯洛投身于对人性的整体的理解时,他对生命的热爱和认为人性是积极的信念更加增强了。人类不仅是一些神经细胞的集合体,而是充满潜能的。马斯洛在自己年轻时就接触到奇迹、开放和诚实这样的观念。1928年他在大学生涯的一篇哲学论文里写道:

为什么不把(神秘体验的奇迹)归因于人自身呢?而不是由这些神秘的体验来推断人的无助和渺小……我们不能找到一个更大、更精彩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的伟大吗?(Lowry,1973,p.77)

40多年之后马斯洛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主旨仍然没有改变,正如他在《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①(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一书中谈到的(1971,p.144):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主题,我会说,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对于作为人类本质属性一部分的、更高层次人性的探索意味着什么——或者更简单地说,人的精彩可以超过他们作为人及其生理属性。(Lowry,1973a,p.77)

马斯洛发自内心充满好奇的智慧使心理学的方法超越了关注神经症行为和精神病的科学,而趋向于关注人类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心理学。他在1959年写道:“我们能够研究的是无意识和前意识的奥妙、理性与非理性、疾病和健康、诗歌及数学、具体与抽象。弗洛伊德把医学的有色眼镜架到我们的鼻子上。现在是取下它的时候了。”(选自lowry,1979,p.66)

2.被忽视的革命

在《动机与人格》的第二版修订本的前言里,马斯洛写到人本主义哲学“仍然几乎完全为学界所忽视……因此,我把人本主义哲学称作是‘被忽视的革命’”(1970,142,p.X)。

在1985年3月,第25届人本心理学会年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这场“被忽略的革命”,并注意到人本主义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尽管心理学的主流研究以及教材常常没有反映人本主义的观点,人本主义哲学在其他的领域却受到了很好的重视。心理治疗、教育、医学以及管理领域的新取向便反映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价值、选择和责任的强调,以及强调把个体放在家庭、文化以及工作环境中来看的更加综合的观点。

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理查德·J·劳瑞(Richard J.Lowry),马斯洛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及其主办刊物的编辑,在研究马斯洛的成就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劳瑞的专著《亚伯拉罕·马斯洛:一位知识分子的肖像》(1973a)中,他考察了马斯洛理论的宗旨及其在心理学史和西方思想史中的理论地位。

劳瑞描述马斯洛的学术生涯是坚持不懈地追寻“人性可达到的精彩程度和难以预料的深度”(选自Lowry,1973a,pp.78-79)。英国作家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的著作《心理学的新道路:马斯洛和后弗洛伊德革命》(1972)在出版中得到了马斯洛及其夫人贝莎(Bertha)的鼎力相助。该书和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所著《第三思潮:亚伯拉罕·马斯洛心理学》(1970)一书一样,站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把马斯洛的哲学及贡献写入了编年史。

柯林·威尔逊写道:“马斯洛的成就卓绝……像所有的原创思想家一样,他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看待宇宙的方式。他的思想缓慢但有结构地成长,就像一棵树,没有停顿或者突然的方向转变。他的直觉非常可靠。”(Colin Wilson,1972,p.198)

3.一位心理学家及科学哲学家

马斯洛认为经验科学的方法是“用于研究物体、动物、事件或者局部过程,当我们打算研究理解作为整体和个体的人以及文化的时候,这样的方法是有限而且不恰当的”(马斯洛,1996,p.115,xiii)。

马斯洛在寻求心理学领域内恰当的研究方法方面也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他发现要把心理学的事实从哲学问题中孤立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坚持科学没有权利排斥任何相关的数据或经验。他在《对科学的心理学研究:一种勘测》中写到:“科学应当能够解决价值、个性、意识、美、卓越及道德规范一类的问题。”(马斯洛,1966,p.115,xiv)

与应用理论或证实理论相比,马斯洛更关心倡导及开创理论,不过他经常向别人挑战或者邀请别人来做实验以证实或证伪他的理论。

我是一个喜欢在开垦出一片新的田地之后便离开的人。我很容易感到厌倦。我更喜欢去发现,而不是证明。对我来讲,极大的快乐来自于发现。(马斯洛,选自lowry,1979,p.231)

他在《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1971,p.144)中承认实证的确是“科学的支柱”,不过他感到“科学家仅仅把自己看作是证实者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p.4)。他全神贯注于整合经验和理论的发现——挑战科学及其规则,以寻求了解人类行为的新方法。他的倡导把研究从实验室延伸到田野,并且包含对工厂、家庭、医院、社区甚至民族的研究。

二、人本心理学

今天的人本心理学包含了很多的含义:一场文化运动,一个社会网络,人的一系列经验,一组技术,一类价值体系,一个组织,以及一种理论。理论上,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渗透并且相互补充。(马斯洛,选自Greening,1984,p.3)

我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我是行为主义者,我还是人本主义者……(马斯洛,1971,p.144,4)

1.理论

一般说来,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和自我实现学说与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模型的差别很大。可是对马斯洛个人来说,需要层次理论是他早期所接触的行为主义、弗洛伊德学说以及阿德勒学说的模型在逻辑上的延伸。他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和行为主义者,而不是反对这两者的革命之父。马斯洛把自己看作有创造力的整合者,而不是一个反对派,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现代心理学趋向的一种延伸。马斯洛及其他人本主义思想者的理论何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意义?

因为他和其他人本心理学家的工作虽然在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上是科学的,但是他们与其他心理学体系的不同在于他们强调自己对人类持有某种哲学的信念(Buhler Allen,1972)。

人本心理学的革命性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经验的积极的模型。人本心理学家认为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科学家。他们并不执著于客观性,而是热心地在高度主观的人际交流中发现研究方法,来揭示作为个人对他人的知识(Buhler.Allen,1972;Polanyi,1958)。

以下的基本宗旨表达了当代人本心理学与众不同的特征:

·对于以病理学为中心的理论的不满

·重视人类的成长潜能,认为人类是自我决定的,能够选择并承担责任

·相信人不只是为了面包而活着,而是有更高层次的需要,诸如学习、工作、爱、创造之类的需要

·重视感觉、欲望和情绪,而不是客观化或者忽略这些反应

·相信人类能够辨别正确和错误,行为能够遵循更高层次的好的标准,相信终极的价值,比如真理、幸福、爱和美

2.人本主义运动

马斯洛在1957年夏天提出了心理学“第三势力”的定义,并在《人本心理学杂志》第一期的前言中使用(Sutich,1961,pp.vii-ix)。《人本心理学杂志》是由一些心理学家和其他领域里的专业人士创办的,他们关注那些人类的能力和潜能,而这些能力和潜能在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理论以及经典心理分析理论中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例如:创造力、爱、自我、成长、机体、基本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更高的价值、卓越自我、客观性、自治、同一性、责任、心理健康等。

有两大组织奠定了人本心理学作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场思潮的地位。一个是1962年创建的加利福尼亚艾萨伦(Esalen)学院,这也是其他后起的成长中心的原型。另一个是1962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及其同事创建的人本心理学协会(AHP)。

《人本心理学杂志》和人本心理学会两者的宗旨都是探索充实健康人生的行为特征和情绪机制。这个新建的学会对正统的机械论、决定论、心理分析及行为主义学说发起了挑战。1985年,AHP的会员数达到5200人,会员来自50多个州及国家。

在为弗兰克·戈布尔的《第三思潮:亚伯拉罕·马斯洛心理学》(1970,p.vii)所做的序言中,马斯洛写到:

我想要强调的是,每十来个心理学家中总能找出一位可以与第三势力的心理学代表人物具有相近的价值。作为一场运动,第三势力心理学绝非一个人,也没有一位伟人的名字可以代表它的全部。这一点与以前大多数革命都不同,它们往往以某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代表。例如:弗洛伊德学说、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爱因斯坦学说等。第三势力心理学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仅心理学如此,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有并行的发现和进展,一种新的社会面貌正在形成,所有的社会活动已开始呈现这种新气象。

人本心理学家探讨能够在个人、团体及组织中培养、测量自我实现的方法。1968年,他们设计出了个人定位量表(POI)以测量自我实现的程度(Shostrom,1968)。该工具广泛应用于商业、教育及心理学。

3.人本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当代心理治疗的实践从根本上受到了马斯洛和其他早期第三势力心理学家理论的影响。尽管马斯洛本人并不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医生,他的理念仍然对心理治疗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的不是一套技术体系,而是一种普遍人类关系的伦理取向。

马斯洛相信综合运用不同临床方法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成功的治疗师必须帮助个体满足其基本的需要,从而推动个体回到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这被马斯洛定义为“治疗的终极目标”(《动机与人格》,1970,142,pp.241-264)。“真相的治疗功效是毋庸置疑的。学习如何突破个体的抑制,了解其自我,倾听其冲动的声音,揭开其追求成功的本性,获得知识、洞察——这些都是必备条件。”他在《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1971,144,p.52)中这样写道。

人本主义伦理,由马斯洛描述(1970,142)并由布根塔尔(Bugental)清楚地阐释(1971),在治疗经验中有具体的含义。该伦理的一些主要原则是:

·对自己的行为和体验负责

·与人的相互关系:认可他人的看法

·一种存在主义哲学或此地此时的观点,强调人总是活在当下

·承认情绪,如痛苦、冲突、悲伤、愤怒以及内疚都是需要被理解的人类经验中的组成部分,应该重视而不是压抑或隐藏;情绪表达可以揭示个人生活经验的意义

·持有人本主义伦理的人联合起来寻找促进成长的体验卡尔·罗杰斯(1942,1961)首先在治疗师一患者关系中引入了一个新的人本主义概念。马斯洛和罗杰斯的理论互相影响渗透,同时罗杰斯应用这些概念提出新型的治疗程序。他把自己的工作叫做当事人中心疗法。罗杰斯论及治疗师是作为一个推动者,一个在治疗中主动但是并不主导的参与者。不同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学家就这一“个人一个人”关系已经发展出了不同的变式。

人本主义治疗家重视并运用他们自己的经历,认为治疗者的人格在咨询过程中的影响和重要性不可低估。治疗者作为一个模特,无形中向来访者证明创造力和积极行为的潜力。不过,人本主义治疗家明白最终的决定和选择仍然得由来访者来做。尽管治疗者可能扮演一个支持性的角色,来访者仍然保有对自己生活的基本责任,而且将一直是自己生活中最有力量的人物(Buhler&Allen,1972;Maslow,1970,142;Rogers,1961)。

我们必须记住,关于某一个人自己深层次的本质属性的知识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的普遍知识。(马斯洛,1971,144,p.xvi)

三、后人本心理学

我认为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是一个过渡,是对更高级的第四心理学的准备,即超越个人的、超越人类的、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需要为中心的、超越人性、同一性、自我实现等的心理学。[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1968,128,pp.iii-iv]。

马斯洛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更多人类发展的可能。随着关于人类获得更大幸福与成就的研究越来越多,传统的西方心理学中缺乏相应的指导准则便越来越明显。确实如此,人本主义模型自身也是不充分的。马斯洛意识到有些意识状态(改变的、神秘的、入迷的或者精神上的状态)是超越了自我实现的体验,个体在其中超越了同一性和经历的习惯性限制(Walsh&Vaughn,1980)。

1968年,马斯洛写信给安东尼·苏蒂奇(Anthony Sutich)讨论这种新的“第四势力”的心理学,而苏蒂奇编辑的一种刊物正在筹划中。

我写此信的最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和Stan Grof)的谈话中,我们考虑到使用“后人本的”(transpersonal)这个词来替代笨拙的“超人本主义”(transhumanistic)或“超人类”(transhuman)。我思考这个词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强烈地告诉我我们正在试图表达的是:超越个体性,超越单独的个人的发展,而进入到含义更广的更具包容性的某种事物。(马斯洛,In Sutich,1976,p.16)

马斯洛在世时看到了于1969年出版的新创办的《后人本心理学》(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第一期。开篇就是选自于他曾经题为《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的演讲。

下面是由马斯洛热情赞赏的、由安东尼·苏蒂奇撰写的阐释这份刊物宗旨的原文:

新兴的后人本心理学(“第四势力心理学”)具体关注在如下方面的经验的、科学的研究和对相关发现的应用:成长,个体和种族的超越性需要,终极价值,一体意识,高峰体验,存在性价值(B values),入迷,神秘体验,敬畏,存在,自我实现,本质,福佑,奇迹,终极意义,对自我的超越,精神,一味,宇宙意识,个体和种族的协同作用,人与人的最终相遇,日常生活的神圣化,超越性现象,字宙自我的幽默以及嬉戏,最高的感觉觉知,反应及表达以及相关的概念、体验和活动(Sutich,1976,pp.13-14)。

在1985年,后人本心理学会的会员人数达到1200人。一个国际超个人学会已经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召开会议。

1.后人本观点的出现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推动后人本心理学出现的文化因素揭示了对新的人类行为和成长模型的迫切需要。人类潜能运动和致幻剂,以及诸如冥想之类的改变意识的技术的广泛使用,都对人们关于意识、健康、经验及动机的信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很多人经历了超过日常生活范围的意识状态,欣赏非西方心理学和宗教的正确性及重要性,在从理论上来理解意识状态的改变时,大家都承认某些特定的非西方传统提供了一些技术可以感应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

沃尔士和沃恩(Walsh and Vaughn,1980,p.21)写道:“很显然,体验超越性状态的能力(可以选择将其解释为宗教的或者心理学的),和与之相伴随的对自我和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洞见,就潜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2.存在本质的追寻

后人本心理学在严格意义上不能被叫做人格模型,因为它认为人格只是作为我们心理性质的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探究存在(being)的本质属性。

后人本心理学考察了如下的主题:

(1)意识是人的存在,特别是自我反省的意识的本质(Walsh&Vaughn,1980)。

(2)条件反射是人的第二个性质。我们受条件反射的限制远超过我们所想象。不过超越条件反射的白由仍然是可能的,至少在理论上(Goleman,1977)。

(3)人格与其他心理学相比更不重要。健康被看成是对人格的去同一化,而不是人格的修正(Wilber,1977)。

(4)内在的、心灵内部的现象和过程比外部的表现更加重要。

3.治疗

詹姆斯·费笛曼(James Fadiman)和凯诗琳·斯毕思(Kathleen Speeth)写道:“后人本心理学治疗包括对行为、情绪和思维的紊乱的全面治疗,也包括启发和支持充分的自我实现。”(1980,p.684)“心理治疗最终要达到的状态不是使当事人成功地适应主流的文化,而是能够根据不同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达到解放、启迪、个性化、确定感或者直觉等状态。”

后人本领域的心理治疗技术来自于临床的工作、神秘的传统习俗、冥想、行为分析以及生物技术。重点是发展和整合个人的身体、心理、情感以及灵性的各个维度。

对于人性所能到的最高境界以及人性的所有可能性的探索,在我看来一直都伴随着自己珍爱的用来应对悖论、矛盾以及模棱两可处境的公理和概念的瓦解,以及长期建立起来、一直坚信的似乎牢不可破的心理学法则在必要时会发生的崩溃。(马斯洛,1968,128,p.ii)

“我们真的是自己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吗?或者我们自身内部真的有更高和更深刻的心理能力存在,而这些能力是为绝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为一些人瞥见并培养,但只为少数人真正实现的吗?如果这样的能力真的存在,那么它们的本性是什么?如何辨认,如何学习,以及如何最好地培养?”(Walsh&Shapiro,1983,p.5)这些是亚伯拉罕·马斯洛3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今天,在人本主义和后人本心理学领域内,仍然在探讨一种新的理解自我的背景,以及追寻人类幸福的综合心理学的思潮。

四、教育:人本主义价值观及新的学习方式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教育,而每个人都是教师,也永远都是一个小学生。(马斯洛,in Lowry,1979,p.816)

如果要说在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教育,教给我最多的人,一定是那些教会我认识我是哪种人的人和事……比如我的婚姻,身为人父等;那些推动我、赋予我力量,使我更高大更强壮、成为更完整的人的经历。[《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谈话》,《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1968,p.57]

对马斯洛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学习是与所有的人类需要相关的。学习不只涉及获得数据和事实,还有对个体的统合,以及持续发生的自我一图式、感情、行为以及与环境关系的生产性的改变。他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过程,而不是局限在教室里。

马斯洛认为在年轻一代中唤醒和实行“存在价值”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之花。与其他梦想家一样,他相信通过改变对年轻人的教育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教育中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了许多改革和教育先锋的旗帜。尼尔(A.S.Neill)在《夏山》(Summer Hill,1960)中描述的信念与马斯洛可以并驾齐驱(parallel)。其中包括了快乐工作的自由、寻找幸福以及发展个人兴趣。而马斯洛取向的核心是唤醒自我确信、洞见、自发性以及成长。

霍伯特·苛勒(Herbert Kohl,1969)以及许多别的教育改革家已经把这种哲学在公立和私立学校里加以推行。苛勒提倡开放教室,创办了一种新的教室环境,其中教师不再作为独裁者的角色存在,而是作为平等的人和学生交谈,由学生的兴趣主导。

研究显示能让小孩学得最好的成年人是有创造性的、自发、支持性的,他们不仅给出事实,而是传达一种意义,他们具有高度的自尊,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解放而不是控制。

教育的人本主义取向中,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概念“情感教育”,强调学习的非智力方面:与情绪、感情、兴趣、价值以及性格有关的方面。由乔治·布朗(George Brown)首先提出的“完全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则尝试在个人和团队的学习中把情感和认知的因素结合起来(Miller,1976)。

人本主义教育的基本主题包括:

·个体自己学习和同一性发展的责任

·支持并承认爱和自我价值的需要

·教师作为组织一个开放教室的代理人

·在学习过程中开展同伴小组的学习,比如,有学生主导的讨论小组学习,通过小组互动过程促进个体的成长

在马斯洛的层次理论里,“愿望”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情感教育强调在学习者或者教师产生愿望之前不应该使用任何的策略。莫里斯(Moris,1981)认为,如果学生的需要和愿望能够更确定的话,组织的方针、课程的选择甚至学校的环境都可以得到改进。一所公立学校应用马斯洛的层次理论,以及诸如自我概念、自我洞察、自我理解、自我实现之类的个人需要和愿望的概念,使课程个性化,从而更容易学习。

学校行政机构对规划的评价开始考虑其是否满足心理(例如:免费午餐、衣着、交通)、安全(例如:火灾避难训练、对虐待儿童的警觉、对缺席学生的电话查访)、爱和归属的需要(例如:班级会议、友谊团队、咨询、对儿童真正的关怀)(Guest,1985)。为了发展自尊和促进自我实现,学校规划包括了学生作品展览、评分报告卡附带说明、强化的奖励、参与生产性的活动以及特别的活动。

1.多重智力和创造力

马斯洛观察到所有的自我实现者都是具有创造性的——在艺术上、科学上或者各种方面,但总是具有创造性的。他相信解决一个问题有很多方法,他曾经用来警告学生的话后来经常被引用:“当你只有锤子的时候,每个问题都开始像钉子。”((Ostrander&Schroeder,1979,p.147)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83)基于多年的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完成了人类潜能的项目,发表了多重智力的理论。加德纳的工作支持了马斯洛所提出的解决问题及实现自我有很多方法的论点。个体可以具备语言、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身体肌肉运动知觉或者个人智力。洞察力、直觉和肌肉运动知觉被认为是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的表征——一种所有人类天生就有的潜在本性。

马斯洛相信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成长的学习,学习成长的方向,选择什么而拒绝什么。在题为“教育和高峰体验”的章节中(引自《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1971,144,pp.168-179),他认为早期的艺术、音乐和舞蹈教育对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同一性非常重要。

在《教育和入迷》(1968)一书中,乔治·伦纳德(George Leonard)把马斯洛关于人类潜能的理论、进行革新的学校、脑研究实验室和实验社区结合到一起。他相信,正如马斯洛一样,大脑的最终的创造潜能也许是无限的。雷纳德倡导“自由的学习者”,向学生、父母和教育者提出一种具有挑战的新观点,即从新的技术和环境中学习能够创造学习的快乐。

2.从人本主义教育到后人本主义的教育

创造性的教育能够使人们对未知做好准备。(马斯洛,in Lowry,1979,p.18)

教育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教育人们珍视生命。(马斯洛,1971,144,p.187)

倡导符合我们对人类潜能了解的教育范式的运动才刚起步。传统教育的目标是调整个体去适应已经存在的社会,而20世纪60年代的人本主义教育者则主张社会应该接受它的成员的自治性和独特性。后人本体验的目标是新型的学习者和新型的社会。它超越了自我接受,而主张自我超越(Ferguson,1980)。

后人本教育意味着整个人的教育,一个促使人体验存在于自身的神秘过程,重点是学习如何学习,主张学习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思考并探索个人转变的旅程。马斯洛提倡学校的存在应该是帮助人们洞察自己,并且基于此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乔纳森·科佐尔(Jonathan Kozol),一位作家和教师,他认为教育应该关心诸如真实、完善、同情等伦理的价值,并且将其贯穿于生活中。马斯洛也坚信个人健康不能和集体健康分开,就像个人成长不能与精神成长分开一样。

3.新的学习模式

马斯洛的人类潜能理论也能够作为发展学习技术的基础。新近的文献和方法学中提到学习的新模式。学习技术和新的学习工具包括放松技术、心象形成、催眠、感觉觉知、发展直觉和预感、睡眠学习、确定、记忆提高和思维游戏等。这些学习工具适于帮助学习者克服恐惧、自我责备、扭曲的自我意象,以及关于自身能力限制的负面意象。

后人本的学习技术正在被教师和咨询师使用,这一点在很多适用于课堂的游戏和技术的书籍中得到了证实(Castilo,1974;Hendricks&Fadiman,1976;Hendricks &Willis,1975;J.B.Roberts&Clark,1975)。

意识状态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表明,人们有不同的意识状态。我们不仅有多种意识状态,而且能够主动地改变抑制学习的状态,培养增强我们能力的状态。这样的技术包括梦、精神治疗(LeShan,1974)、超常现象(Ullman,Krippner,&Vaughn,1973)以及通过生物反馈控制自主神经系统(Green&.Green,1977)。

超学习技术(superleaning technique)也越来越流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乔治·罗札诺夫(Georgi Lozanov)博士,一位保加利亚医生及精神病学家,创造了一套快速学习系统。这个被他叫做启发联想法的技术来自于心智瑜伽、音乐、睡眠学习、生理学、催眠、自生、心灵学以及戏剧。他把意识状态的改变应用于学习、治疗以及激发直觉(Ostrander&Schroeder,1979)。学习者被这类成效显而易见的技术和可以借此一瞥自己真实能力所鼓舞。这类学习技术更为强调学习的有机属性和依靠自我的需要(Holt,1970;Kohl,1969;Maslow,1971,144)。也许当这些技术成为主流,我们会发现自己更接近马斯洛关于教育和心理学的概念。很显然,如果我们想要更深入地认识自我,很有必要保持高水平的期望,更关注人类可塑性可以延伸的范围。亚伯拉罕·马斯洛在讲台上向他的学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们中间有谁期待成为自己领域中的巨人?”

全班学生茫然地看着他。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马斯洛说:“如果不是你,那么还会有谁呢?”(Wilson,1972,p.15)

五、马斯洛对工作与管理的影响

人性一直都在被低估。人性有更高的层次,它们如同我们的低层次人性一样,也是“类本能”,包括诸如以下各种需要:有意义的工作、担负责任、公平与公正、做值得做的事情并完成得很好等。(Maslow,1971,144,p.238)

在1962年夏天,马斯洛来到加利福尼亚并访问了一个非线性系统(Non-Liner Systems)公司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家坐落于德尔玛(Delmar)的高科技生产车间,这次访问成了他的一个转折点。在回忆他把研究转向管理心理学时,马斯洛写道:“我的转向也是因为我对群体治疗(mass therapy)的浓厚兴趣。个体治疗对群体治疗是无效的。我原以为教育是改变社会的最佳途径,现在看来在工作环境中的效果更好。”(Lowry,1979,p.191)

通过在非线性系统公司的工作,马斯洛发现他的理论可以被应用于组织管理当中。他发现当组织行为关照到人的整体人性时,人们在这个组织中会有更优秀的表现。他相信,一个建立于开发人类潜能基础上的更人性化、更开明的管理政策也会带来更好的利益回报。

他把这种概念称为优心态管理的乌托邦式领导。他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负担得起心理治疗,但更多的人可以在有治疗效果的环境中工作。优心态(eupsychia)是马斯洛创造的一个新词,用来形容那些使人更加健康的组织条件。马斯洛受到了麦克雷戈(McGregor)的X理论和Y理论的影响。这两种理论分别指出强权式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对企业的影响。马斯洛综合并超越了这些理论,提出了Z理论。

Z理论彻底改变了经典的经济稀缺模型,而且包容了自我实现、爱、探求人性更高价值等方面。Z理论把共同决策、互信、亲密、关爱、合作看作是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

应用这种理论的公司重视员工的教育,相信商业能够促进人的自我实现。这样的公司承认公司中各层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对员工的尊重和员工个人的成长也同公司的经济安全一样重要。工作同时被看作是一种心理体验和经济追求。

一本由大内(Ouchi)著的关于日本企业管理的书也很有名,这本书恰好也叫做《Z理论》(1981)。马斯洛的Z理论比这本书早20年,但奇怪的是,大内的书中并没有提到马斯洛。

1.商业中的人本主义发展

人本主义心理学指出了心理需要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例如有所成就的需要、自立与自主的需要、感觉良好的需要、成长与自我实现的需要(Argris,1964;Drucker,1974;Maslow,1965,112;McGregor,

1960)。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纷纷出现,许多公司又采取了这些技术,例如敏感性训练(French&Bell,1980)、参与性决策(Hackman&Oldham,1980)、目标管理(Drucker,1974),还有一些提升工作生命质量的项目(Carlson,1980)。马斯洛的《优心态管理》于1965年出版发行,当今许多畅销书的管理思想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影子。例如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Waterman)的《追求卓越》(1982)、帕斯凯尔和埃索斯(Pascale&Athos)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1981)以及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正在以新的眼光看待国内外的成功,而现在的许多革新和人们认可的走向卓越的改革之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马斯洛描述过了。

马斯洛在1965年就已经意识到了彼得斯(Peters)和沃特曼(Wa-terman)在1982年所确认的一些信念,即成功的领导必须以人类价值为中心,以满足人类对意义的需求为方向,并形成组织目标。马斯洛为一个能充分发挥功能的组织设定了36个假设或者说是前提条件。其中包括:

(1)要相信在你的组织中所有人都有成功的愿望,他们都希望提高生产技能并反对浪费时间,他们都想把工作做好等。

(2)要相信员工希望感到自己重要,被需要,有价值,成功,骄傲,受尊重。

(3)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信任。

(4)对于一个事件,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被告之事实和真相。

(5)最后,要相信人们都有更多地与这个世界取得认同的倾向,并且渴望诸如真实、公正、完美等价值。(Maslow,1965,112)

美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如惠普、苹果电脑、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柯达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ss)等,它们的管理风格都建立在个人责任、团队协作和对人的关心的基础上。这些大企业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要想保持持续的生产力,就必须拥有高水平的相互依靠、相互信任和合作。

2.VALS项目:一个对需要层次理论的直接应用

对于马斯洛理论最直接,最成功的商业应用是在加州门罗帕克的斯坦福国际研究中心(Stanford Research International,SRI)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VALS(Values and Lifestyles)”,即价值与生活方式。这个项目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描述了美国人的状况。以马斯洛的层次理论为基础,VALS系统把美国人分为九类,并对其进行了翔尽的描述。其中每一类都描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决定这种生活方式的是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价值、驱动力、信念、需要、梦想和独特的观点”(A.Mitchell,1983,p.4)。

VA1S的研究成果被称为生活方式信息,这些信息正在被应用来判断员工如何被吸引并安心工作,如何给员工安排工作而使他们具有生产力并同时快乐,如何划分工作小组等。VALS的模型还被用来决定市场的大小与分割,并协助产品开发、包装与设计。

一些广告公司如Young&Rubicam、Ogilvy&Mather和leo Burnett还在应用VAlS研发的心理图谱来判断顾客的喜好。这项对于需要层次理论的应用正在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影响着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

六、健康与全人(whole person)

马斯洛在健康问题上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医疗机构对于马斯洛理论的直接应用,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整体健康观的普遍接受。

现在在护理、医学、医院管理、教育以及老年学领域至少有几百项研究都在应用马斯洛的模型。其中的很多研究都把高层次需要的概念引入医疗机构,例如医院、诊所、精神病院、保健中心等。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从业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并积极地去观照患者更大范围的需要。很多机构中的政策都反映了这一转变。例如,在伦敦的一家诊所,医生们都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健康比疾病更有威力,更具有传染性”(Pioneer Health Center,1971,cited in Duhl,L.J.,“The social context of health,”p.42 in Hastings,Fadiman,&Gordon,1980)。(附录中列出的医学杂志对马斯洛的引用反映了他对这一领域的影响。)

1.整体健康

近几年,“整体”(holistic)这个词越来越与健康领域紧密相连。里克·卡索(Rick Carsol,1980,p.486)在论述美国医疗机构的未来时,与马斯洛的信念产生了共鸣,他写道:“任何领域内都有简单化的思想,包括医学界,这种思想产生的后果就是把人和人的体验划分成各个局部,并相信通过局部的诊断和干涉就能够解决整体问题。这是当今医学界治疗的基本前提之一,虽然它有它的用处,但它对人的观念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朝着整体论的转向是不可逆转的,并不是因为医学被迫这样转变……而是因为它是更大观念转向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就是:人是谁?是什么?”

在健康领域,有很多证据表明整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医疗人员已经用整体论的态度来对待寻求帮助者的身体、心理以及灵性的各方面。整体论医学强调基因、生理以及生理的独特性,也同时强调根据每一个个体的需要来改变治疗方法(Gordon,1980)。

2.自我治疗

疾病具有潜在的自我革新作用,因为它能导致价值观的突然转变和觉醒。很多人从此要为自己的良好状态负起责任来。如今,自我指导的书籍已经成能够为畅销书,它们涉及饮食、营养、锻炼及减少压力等方面。“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用来解决医学不关注个体人性的状况以及不断严重的医疗费用危机,那它就是朝马斯洛的方向转变:要使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致病的环境或社会中工作,并同时为自己的健康负起个人的责任。”(Leonard,1983,p.335)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精神以及情绪状态对健康和疾病所起的作用,以及病人作为治疗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所扮演的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也促使各式各样的鼓励个人自然治疗过程的方法应运而生。这些技巧包括自发性训练(autogenic training,Lindemann,1974)、催眠(Crasilneck&Hall,1975)、冥想(Shapiro&Walsh,1980)以及临床的生物反馈(Pelletier,1977)。

菲尔·纽尔恩伯格(Phil Nuernberger)在他的《走出压力——一个整体论方法》(1981)中认为自我实现者比一般人压力水平低,另外,他们患病的概率小并且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对生活较高的满意度。自我实现者也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成就目标,而且他们也在我们社会中同样的压力环境下工作。紧张、焦虑、不安并不是他们取得很高成就的必然组成部分。他们已经学会如何面对压力。

对于整体观的应用已经影响到我们生命进程的各个阶段,例如生产孩子的新方法、“健康”老龄化、获得濒死体验等。我们对医学的态度已经扩大并包含许多个人、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以此来促进健康、防治疾病、实施治疗。我们已经感到要对自己的健康负更大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能力不仅是成长和改变,还有真正的治愈。

七、动机、自我实现理论与女性心理学

女性永远是个奇迹,她们就像花朵一样。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神秘的,但女性比男性对我来说更神秘。(Maslow,in hall,1968,p.56)

马斯洛在很多领域开辟了新疆土,正如他同时代的人,他认为男女两性有着共同的心理发展过程,这种人的发展高度以个性发展过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为标志。这种假设促进了也同时限制了女性心理学。马斯洛考虑到了两性的不同,但从来没有充分发展他的观察。

《神秘的女性》(1977)一书的作者贝蒂·弗莱登(Betty Friedan)经常引用马斯洛,她认为女性应该有自我实现的观念而超越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她认为当需要层次论应用于女性时,一些高水平的层次并不适用于她们。女性的体验与发展不同于男性,她们重视依附与亲密而不是分离与自主(Norman,Murhy,&Gilligan,1982)。

马斯洛在1962年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对于这种不同的困扰(in Lowry,1979,p.251):

只有女性需要被爱,而且这是最重要的……(我越想这一点感触就越多。而在这方面没人写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研究。)

马斯洛的提问正是对这种不同研究的预示(foreshadowed),但他的需要层次理论强调了超然与独立的品质,而忽视了男性与女性之间重要的不同。

卡洛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在《另一种声音》中写道:“女性心理一直被描述为注重关系和相互依赖,这意味着一种需要受他人影响的判断模式和一种对精神世界的不同理解。由于女性对自我和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她们给人生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观念,她们人生体验的重要性也有着不同的排序(1982,p.22)。女性不仅在人生的相互关系中定义自己,而且还通过她们关爱的能力确定自己。女性在生命中的位置一直都是养育者、关爱者、帮助者,女性是这种人际关系的编织者并且她们自身也依赖于此(Gilligan,1982,p.17)。

在马斯洛写作时并没有清楚地区分女性的独立性和女性在人际关系上的依赖性。所以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把女性的价值和需要描述成“受匮乏性动机支配”。

受匮乏性动机支配的人依靠别人,因为他们最主要的满足(爱、安全、尊重、声望、归属感)都来源于他人。而受成长性动机支配的人反倒会被别人所阻碍(Maslow,1970,142,p.162)。

虽然马斯洛试图在两性中定义自我实现,但他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没有从根本上代表女性心理。当人们把个体性的发展和个人成就视为人走向成年的重心,把成熟等同于个人自主时,对人和人际关系的关注便成了女性的弱点而不是人类的优点(Miller,1976)。

八、协同性社会

自我实现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处文化中的价值,他们首先是人,是世界公民,然后才是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可以客观地看待这个社会,喜欢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喜欢其他部分。(Maslow,1971,144,p.184)

1.社会影响

马斯洛并没有描述过从他的著作中会衍生出何种社会或政治理论,但他的确勾画出了他理想中的健康社会,他称之为高协同性社会或优心态社会。他的构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个人全面健康发展的兴趣,另一个是露丝·本尼迪克特后期的人类学著作。本尼迪克特对“低协同性社会”和“高协同性社会”进行了区分,后者指“在社会秩序中的个人行为在使自己受益的同时也为他所处的群体服务”(in Goble,1970)。

应用本尼迪克特的标准,马斯洛发现他所处社会的协同性处于混乱状态。这个社会在有些领域内能够实现需要的满足,促进成长,然而在其他领域内却倾向于使需要满足受挫并阻碍成长,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斗争(Anderson,1973)。在马斯洛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用了大部分时间来研究需要层次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这也导致他最终被描述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这里的无政府主义用的是它的本意,即平等人之间的有益的合作(Willson,1972,p.179)。

马斯洛把第三思潮心理学不仅看成是一种心理学流派,而是一种世界观,他称它为时代精神,是人类不断努力发展而取得的基本思想方法的改变,并对所有社会体制有潜在影响。

本书的这一部分已经考察了心理学、商业、教育、科技以及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一些趋势,这一切都表明了马斯洛对个人潜能发挥的前瞻性研究已经越来越被人接受。

斯坦福国际研究中心VALS项目的阿诺德·米切尔(Arnold Mitchell)这样写道:“以价值为基础的选择正在占主导地位,而不是仅仅以能力为基础。终究有一天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所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真正要过的生活,这一天正在来临。”(1983,p.Ⅷ)然而,伴随着这种选择力量而来的是“人们自我满足(self-fulfillment)策略中的消极因素”。丹尼尔·扬科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所进行的社会趋势和公众态度调查表明,很多人都有“以我为先”的态度。他把这称为“富足的心理状态”,大多数人把自我满足理解为“什么都要多一些”(Yankelovich,1981,pp.234-243)。

这种以牺牲更大范围道德与社会责任为代价的个人精英主义不断成为关于马斯洛的争论话题。这看上去与今天的世界紧密相关,我们正面临着资源枯竭、核能滥用、人口过剩等问题。

可惜,物质和经济上的富裕并不总是有助于高级需要的满足。高级需要可以在贫困的状态下得到满足,虽然较艰难,但总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所需要的是尊重、爱、自我实现,而不是汽车、钱和高级浴缸。(Maslow,in Lowry,1979,pp.373-374)

马斯洛相信人们永远不会仅仅通过内视来发现自己,如果一个人真正用心,他会发现他对自我的探求马上就朝向外部。乔治·伦纳德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在80年代就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当中主要而有影响力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自我实现的追求的确能导致一些人只被狭隘的自我占有,但总的来说这种“以我为先”的阶段是暂时的,只是走向社会意识之路上的一站(Leonard,1983,p.335)。

2.邪恶的问题

有些批评家指出马斯洛没有充分阐述邪恶和人性黑暗面的问题,并认为他的积极世界观扭曲了他的发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看到种族灭绝和原子弹的威力后,马斯洛知道一个全面的心理学应该包括善与恶两方面。他认为人类的邪恶大都出于无知,但他并非感情用事的人,也从来没有忽视理解人类的弱点、失败以及残忍的必要性。马斯洛在最后的日记中对邪恶动机普遍性的提出和讨论也表现出他内心中的冲突。

当我读到暴乱、卑鄙与肮脏、怀疑与愤世嫉俗时……我似乎是在一个人坚持善良、高雅、慷慨—而其他所有人都在保持沉默。这个世界的善与恶总在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斗争。但如果善良的人放弃,那这场斗争也就输掉了。(Maslow,in Lowry,1979,p.1235)

关于邪恶的心理学本可能成为马斯洛对心理学的下一个贡献,在接受《今日心理学》采访时,马斯洛评论道:

“这个心理学上的难题几年来我一直想解决,为什么有人残忍而有的人善良?邪恶的人是很少的,但你却会从大多数人中发现邪恶行为。在我生命中下一项要做的就是研究邪恶并理解它。”(Maslow,in Hall,1968,p.65)

3.未来的方向

马斯洛曾经说过:他认为社会中如果有8%自我实现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快成为自我实现的社会。米切尔写道,“这些出色的人将成为变化的中介”。米切尔的研究预计,到199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1/3成为自我实现的人。

无论是能源问题、政治问题、社区自救、消费者运动或者整体健康,如今的信条都是注重自立和本土的主动性。这个新的、不断演变的世界要求社会组织的新形式。

畅销书《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描绘了美国社会各种新的趋势,例如从中央集权的层次结构转向无中心的网络结构。以质量控制系统为例,它就是一个网络形式,使美国商业中的工人参与和生产力都具有了新的活力。传统的社会结构是服务于中央集权化工业社会的,马斯洛预言我们将会丢弃这种结构。马斯洛与奈斯比特的思想是一致的,奈斯比特认为“组织与传播的网络模式根植于思想相似群体的自然与平等的结合中”(p.251)。

当今美国社会包含的很多因素都能够带来集体性的革新。玛里琳·费格森(Marilyn Ferguson)在《大同新纪元合作:八十年代个人与社会革新》一书中为马斯洛的观点在许多领域内提供了证据。费格森写道:“想象未来,超越过去,我们已经开始懂得自己,我们已经感到了旧科学的局限,臃肿的行政机构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星球所处的状况,我们已经唤醒了学习与变化的力量。我们开始幻想一个可能的社会。”(1980,p.142)

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更好地理解跨文化的动机和自我实现的模式。现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对马斯洛理论的应用。这些研究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对工作动机的观察,对马斯洛理论和东方哲学家的比较。对于马斯洛理论的综合性研究也是必要的。从全球角度的研究可以增强国际协同性并使人们对跨文化标准和价值有更好的理解。

九、持续不断的收获

走向心理健康也就是走向精神的平静和社会的和谐。(Maslow,1971,144,p.135)

马斯洛的理论已经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得到应用,从农场到银行,从静修团体到军队,从疗养院到学前班。他的理论既用在电视广告制作上,也用于公共卫生宣传上。

马斯洛抓住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他的理论已经融入美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工作以仔细的观察为基础,已经渗入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动机与人格》中所体现的强有力的洞察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思考、学习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重大影响。

马斯洛心理学的丰硕成果继续向我们提出独特的问题,并指引我们向前发展。他为我们如何看待全人类的一切活动开创了新的道路,并以此强调了人类的潜能,提升了我们的境界,鼓励我们向更高的目标发展,并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伟大的特质。最后,马斯洛对我们的影响的真谛将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使我们努力追求成为更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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