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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马斯洛与马克思

许金声

一、从人本心理学看“以人为本”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目标有了新的认识后提出的新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战略的提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马斯洛的主要著作《动机与人格》的英文第三版的中译本在这一背景下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动机与人格》是一本心理学著作,但它的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心理学领域,在这里,不妨先谈谈它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什么是“以人为本”?如何理解“以人为本”?

马斯洛作为人本心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其理论与“以人为本”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本心理学”和“以人为本”在字面上很接近,“人本心理学”与“以人为本”实际上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

什么是“以人为本”?我认为,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的幸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发展战略上,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来安排、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不按照这种要求去做,就会遭受挫折。要做到“以人为本”,必须研究和借鉴一定的人性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在这方面,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心理学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这是由人本心理学的特点决定的。

人本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并称心理学的三大思潮或者三种势力。马斯洛人本心理学不能够涵盖全部人本心理学丰富的内容。但马斯洛作为人本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和主要发言人,他的论述可以代表人本心理学的特点。

要理解人本心理学的特点,可以将人本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进行比较。心理学的三大思潮在研究的样本上有极大的差异。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不是不研究人,而是在研究上有一定偏颇。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强调研究的精确性,使研究忽略了人类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在研究样本上过多地偏向了动物,例如大白鼠、猴子等。针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这一问题,马斯洛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和“以方法为中心”的概念,深入地剖析了人本心理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分歧,指出行为主义是“方法中心论”,其缺陷是“在总体上减弱了生命力和深远价值,减弱了问题的意义和创造性的意义”。弗洛伊德心理学重视研究潜意识,强调了人类心理的深层结构,但忽略了人类心理的健康和高层次方面,其样本主要局限于心理病人。实际上,这两大心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人为本。马斯洛人本心理学是在批判心理学的这两大思潮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马斯洛并没有用人本心理学来否定心理学的这两大思潮,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深更广的人性模型。正如他在《动机与人格》的英文第二版前言中说的:“它实质上是试图在已有的传统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未想要摒弃这些学派或者建立另一个与之抗衡的心理学流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于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给本书起的书名就是《人性的高境界》)。如果我必须把本书的主题浓缩为一句话,那么我就会这样说,在当时的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类本能的(instinctoid),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

马斯洛人本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强调心理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人的低级本性,而且要研究人的更高的本性,强调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一样具有类本能的性质,人具有获得高峰体验的潜能等。应该说,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心理学是迄今心理学中最强调“以人为本”、对人性理解相对而言最完整的心理学流派。正是由于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这一重要特点,也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必要对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一些探讨。

二、需要理论——马斯洛人本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交叉点

关于什么是“人的本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时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他们从需要的角度来看人的本性,这就决定了需要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人的需要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的动因。迄今为止,心理学对于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的动因已经做过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如果要继续发展,应该对这些研究有所概括和总结。要做到“以人为本”,更是有必要借鉴、吸收心理学的需要理论。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了关于“以人为本”与需要关系的论述。例如,“……从社会属性看,以人为本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尊重人的民主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关心人的感情需要,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要……”(黄铁苗:《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日报》,2004-01-08第七版)这篇文章的论述,已经涉及马克思主义与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关系。

一般来说,心理学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是从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才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世期间,心理学还没有长足的发展。经典作家由于历史时间的局限,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之时,不可能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现代心理学成就进行概括与总结。但我认为,根据他们的论述,他们不会否定心理学的重要性。正如他们所写的:“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人的行为时,尽管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否认从“人的头脑”的角度(即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的意义和重要性。从“人的头脑”去研究人的行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心理学的需要理论。

马斯洛作为一个从整体论的角度对需要理论作过深人研究的心理学家,其著述理应受到重视。马斯洛本身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的训练,但是他的研究超越了实验心理学的限制。关于人的需要的研究,贯穿了整体论思想。例如,关于饥饿,马斯洛写道:“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或许甚至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知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人的心理的这些微观的、丰富的变化,正是心理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研究的成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该概括和总结的。所谓需要理论是马斯洛人本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交叉点,其主要含义也在这里。

长期以来,一般在历史唯物主义文献中,谈及人的需要问题时,援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较简单的说法,对于需要的划分、需要之间的关系、需要对人的行为的作用等都没有涉及。

恩格斯在论述消费需求的变化时,曾经提出过消费资料可以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但人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不过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手段而已,那么作为人的基本需要的本身,其变化、发展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规律性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从心理学领域作更深的探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心理学理论为他们提供参考。一百多年以后,随着心理学的第三思潮,即人本心理学的崛起,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要的性质、结构、层次以及发展、上升的规律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这就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资源。可以说,需要理论是马斯洛人本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交叉点。这个“交叉点”的意义在于,在心理学的需要理论中,包括在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需要理论中,包含着大量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可以吸收的资料。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提出了这样的重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样的原理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一个心理学的需要理论的前提,即,需要满足状态是支配人们活动的重要的内在因素(支配人们活动的当然还有外在社会环境因素),而不同类型的需要在支配人们的行为方面,具有层次之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显然是与心理学的需要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生理需要处于需要层次结构的最底层,他指出:“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马斯洛强调,这些基本生存(生理)需要的满足是从事其他一切需要满足活动的基础,可以说,上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不需要这样的微观心理学的前提。

人的需要作为客观存在的一一种心理现象,作为人的一种“自身的自然”(马克思《资本论》语),其发生和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详细的研究,但他们对此非常重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了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9页)从需要理论角度看,这段话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它肯定了人类的需要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肯定了满足需要的活动与需要本身之间的交互作用,把需要本身的满足,看成是“新的需要”出现的条件之一。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需要层次系列中的需要的优势是从下到上依次变化的。随着低一层的需要逐渐得到满足,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就会逐渐降低,而高一层次的需要的影响力就会逐渐增加,直至取代低一层次需要的支配地位,成为优势需要。可以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提供了一个解释人类需要变化发展的、迄今还没有其他需要理论能够完全取代的模型。

三、类本能——一个对解释人的行为有重要意义的概念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行为在其发生上显然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马斯洛为了表达基本需要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类本能”(instinctoid)这一概念。它是在本能(instinct)一词之后加上了一个后缀“oid”(意为“类似”、“相似”、“相像”等)构成的。“类本能”这一概念是马斯洛需要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是马斯洛批评了心理学中关于本能问题的两个极端,即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传统的本能理论之后提出的。他指出,行为主义心理学或者认为不能用“刺激一反应”的模式来描述本能而否定本能的存在,或者把本能与反射混为一谈。他指出:“仅仅用刺激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的品质或完整的活动的。”(见本书第四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马斯洛也批评了传统的本能理论对于本能的看法,他指出,传统的本能理论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界的连续性,而没有同时看到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深刻区别。马斯洛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传统的本能理论在解释本能问题时各走一极端,形成了“不是本能的,就是学习的”这种绝对的两分法,他指出:“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者的严重错误都在于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异来考虑问题。”实际上,可以有类本能的或弱本能的东西。人类的基本需要就是类本能的。人类的基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种的遗传所决定的,是一种内在的潜能或固有趋势,但它们的表现和发展却要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条件。

马斯洛关于基本需要类本能性质的论述非常重要,甚至对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人的行为也有一定重要意义。

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理解上,它避免了片面强调内因的本能论和片面强调外因的环境论两个极端,能更圆满地从内外因统一的角度对人的行为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做出解释,这实际上也在心理学领域内印证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其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2页)人与动物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马斯洛的类本能这一概念,正是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情况。它强调了人类需要的特殊性,表现了人的“兽性”的减少。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把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纳入了连续统一体之中,并指出了需要越高级,就越为人类所独有,这样,他就为人类需要的继续进化问题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具体模式。

再次,由于基本需要的性质是类本能的,它们不能够像本能那样,不经过学习就直接表现,它们的表现与后天有密切关系,基本需要必须表现为实际的动机或者转化为“有意识的欲望”才能影响行为。这样,在行为的发生以及发展上就很自然地把社会环境因素引进来了,为研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留下了余地和空间。这样,人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为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研究(尽管是不同层次的研究)、相得益彰的领域。人是社会的动物,仅仅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可能深刻认识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固然,在人成为社会存在物之后,人并没有脱离自然界,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仍然参与决定人的行为,但是,人的生物和生理因素是在社会环境条件中发挥作用的。影响人的行为的社会因素的形成必须以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为前提,但是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不能直接形成社会因素,而已经形成的社会因素不能简单地还原成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这样,就存在一个从人类发生和社会发生的统一的高度上来看待人类行为的问题。马斯洛的类本能这一概念,在客观效果上既反对了把一切社会行为都简化为生物因素的还原论,也反对了完全否认自然因素,把人的行为都看成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文化相对论。他的这一概念,有利于从人类发生和社会发生统一来看人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起到连接人类发生和社会发生的桥梁作用。

由于没有把握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有的人感到把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低级需要看成是基本需要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把高级需要,特别是创造需要(或称自我实现需要)也看成是基本需要就难以理解了。在学术界有人曾经发表文章提出这样的质疑:“创造需要难道是先天固有的吗?”显而易见,这是把基本需要与“有意识的日常欲望”或“动机”混淆起来了。在这里,关键在于“创造需要”是指什么。如果“创造需要”是指基本需要,那么它具有类本能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由人种的遗传所决定的,是一种内在的潜能或固有趋势,但它们的表现和发展却要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条件。如果“创造需要”是指具体的创造动机,包括写一首诗歌、设计一个软件等,就可以说是后天的。

在20世纪80年代,马斯洛心理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有人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马斯洛尽管研究了许多需要,却没有研究“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其错误的根源之一也在于没有弄清楚“类本能”的概念。

由于没有理解“类本能”这一概念,有的人认为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归根到底还是生物还原论,马斯洛把人的行为还原成五种基本需要,与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还原成性本能没有什么区别。其实,马斯洛并没有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基本需要决定的,他认为基本需要的追求和满足只是决定行为的因素之一,除了需要以外,行为还有其他许多决定因素。马斯洛甚至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与满足基本需要有关,他把这部分行为称为“表达性行为”,即只是反映、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的行为,如低能者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等。

四、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的经典作家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马斯洛研究了人类需要产生、满足、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人类的需要满足经由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到自我实现需要发展的需要层次论。在一定意义上,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正好互相补充。可以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从微观心理学的角度支持和丰富了宏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需要层次论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连接点是“普遍人格”这一概念。所谓普遍人格,是指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大多数人所具有的一种人格类型。既然需要、人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抓住需要满足状态的变化就可以说明人性的变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马斯洛讲,人的需要满足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其心理健康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就是应该造就越来越多心理健康的人。而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有尽量多的心理健康的人,即自我实现的人的社会。如何以需要满足状况来划分人格?我们知道,人同时存在着各种需要,但在相同时期,不同的需要对于行为有不同的支配力量,有的需要对人的那种需要叫优势需要。以需要满足状况来划分人格,主要是根据个体优势需要的变化情况,即看个体一生中哪一种需要对个体行为在最长的时间内具有最大的支配力量,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人格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生存型人格——指生存需要占优势的人格,这种人格一生中主要的精力都是用于求生存,即满足生存需要。例如,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极为落后,在寻找食物上要花费大量时间,人们有时候为了活命不惜吃掉老人。原始人能够保证经常捕猎到野兽、采集到果子,这样不至于被饿死,使寿命延长到一定时候,就算达到了平均水平。生存型人格是原始社会的人的普遍人格。

(2)安全型人格——指生存需要有一定的满足,其注意力开始上升到安全需要,即要求生活进一步有保障、能够活得更长久的人格。例如,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们能够不被随意卖掉,不被随意杀死陪葬,能够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较平安地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就算达到了平均水平。安全型人格是奴隶社会的人的普遍人格。

(3)归属型人格——指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有一定满足,其注意力开始上升到归属需要,即要求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人格。例如,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和平时期能够维持生存,生命有保障,同时又能传宗接代,就算达到了平均水平。归属型人格是封建社会的人的普遍人格。

(4)自尊型人格——指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注意力开始上升到自尊需要,即要求在事业上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的人格。例如,资本主义初期成为企业主的清教徒,以及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层和中下层阶级中的不少人,如果他们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功,自尊心也得到一定的满足,就算达到了生活的平均水平。自尊型人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普遍人格。

(5)自我实现人格——指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均已充分满足,其注意力开始集中于自我实现需要,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性的人格。例如,当代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有自己的创新,同时又得到足够的自尊,个人潜力发挥得较充分,就算达到自我实现的水平。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少数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某些人就属于这种人格,自我实现型人格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人格。

从以上人格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刚好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是对应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互补的。其连接点则是普遍人格这一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从微观的心理学的角度支持了社会发展阶段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导致一种乐观的结论:人类社会和人类的人格都在走向进步。人类需要满足、人类普遍人格发展的阶段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可用下图表示:(略)

从上图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些理解:

1.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基本需要存在,作为人种遗传的特点,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都同时存在五种基本需要,它们是人类共有的潜能。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里甚至就有自我实现需要的萌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存需要也并没有消失。关键在于,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需要的满足情况有很大差异。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是生存需要占优势,很少有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时候。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作为优势需要支配人们的时间大大缩短。人类首次能够让自我实现需要长时间地成为优势需要。

2.恩格斯有一个论点:有机体个体发育的历史要重演系统发育的历史(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这一论断对于人类需要以及人格的发展也适用。个体需要发展的历史重复人类需要发展的历史,个体的需要优势的更替重复人类普遍人格的更替,而人类的五种普遍人格的更替刚好又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相对应,也就是说,个体需要的发展要经由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一过程,正好与人类的普遍人格从生存型人格、安全型人格、归属型人格、自尊型人格到自我实现人格的更替相对应,而人类普遍人格的这种更替,又正好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有类似思想的。例如,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曾指出,资本主义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资本主义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

五、马克思主义与“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是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一个中心概念。然而,马斯洛在采用了“自我实现”这一术语之后,曾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看到,在强有力的语言习惯面前,他以经验为基础的对于自我实现的描述显得无能为力,常被人们曲解。他指出,他所特指的“自我实现”这一用语容易从以下方面被歪曲:(1)它似乎含有利己的意思;(2)它似乎忽视了人的义务与贡献;(3)它似乎忽视了个体与总体以及社会的联系;(4)它似乎忽视了无私与忘我等。不幸的是,当马斯洛人本心理学传人中国之后,这种误解同样也发生了。

事实上,由于马斯洛“自我实现”概念与这一词语的日常用法之间的差距,使一些认真读过马斯洛著作的年轻人对它颇有点“叶公好龙”。从字面上看,自我实现理论似乎是在为利己主义、我行我素制造理论的根据,但实际上恰巧相反。一旦明白其真实意义,甚至会使人多少对它敬而远之。例如,自我实现理论所强调的“对现实更有效的洞察力”、“深沉的社会感情”、“扬弃以自我为中心”等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学术界也早就有这样的评论:“一般来说,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从内心深处神往和追求‘自我实现’,另一方面,置身于不尽如人意的社会中,又觉得马斯洛式的‘自我实现’对我们是陌生的,甚至难以求达的奢侈物。再加之,中国人历来受‘高大全’的‘理想’之苦,潜意识中便发出对诸如‘理想’、‘健全’之类的拒斥,而对‘残缺’、‘病态’倒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默契。”(魏垒:《理想人格的魅力》,《理论信息报》,1989-05-19)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谈到了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更有甚者,由于马斯洛提倡健康人格,对人类发展持乐观态度,当时他被某些有更加极端倾向的人看成是有害无益的理想主义者。

在我国,长期以来,“自我”、“自我实现”与“个人利益”、“物质利益”等一样,被当作贬义词,一说到它们,就意味着利己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实事求是,影响了我们走向“以人为本”。

讲自我与自我实现就是鼓吹利已主义吗?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是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论述的重点在于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视。要变革人们的思想,首先必须注意物质根源。但是,从他们的论述可以看到,“自我”与“自我实现”完全可以是不带伦理取向的中性范畴,它们是对人的个体客观存在的思维的一种抽象与肯定。这两个范畴表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尽管他的行为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人毕竟不是木偶,他的行为毕竟是他自己的行为,是通过他自己头脑的支配、肌肉的收缩来实现的。不管他是在损人利己,还是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是他本人而非另外任何人在如此这般。这也正如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说的:“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74页)绝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也说,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请注意“他自己”这三个字。所以,从广义来看,自我与自我实现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或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自我实现?我们应当提倡什么样的自我实现。那么,马斯洛所谈的自我实现的原意又是什么呢?它与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我实现”这一概念在马斯洛的心理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自己著作中从多种角度论述过这一概念,但择其要点,“自我实现”可以大致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发挥天资、能力以及潜能。而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些正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的人,他们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概念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的发展的最高形态。作为普遍人格,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时,把劳动从谋生转化为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作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一个前提条件,他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15页),“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15页)。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个最适合人们自我实现的社会,或者说,它是自我实现的人能够达到最大比例的社会。似乎并非偶然,马斯洛也是把“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的。他多次谈到,在自我实现者身上,许多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对立、二分的东西都消失了。“当责任同时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找快乐,而且的确非常愉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值得注意的是,马斯洛从微观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发展所能达到的境界作了相当精彩的研究,以人的全部发展和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有必要注意其中合理的部分。遗憾的是,关于马斯洛心理学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目前还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中,有的是已去世的历史人物。他们当年就曾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的认同。例如,晚年的林肯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的样本之一。马克思曾用这样热情的话语高度赞扬过林肯:“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前进,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播。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108~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林肯“达到了伟大境界”、“出类拔萃和品德高尚”等许多特征正是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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