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格的生活

  我从犹他州打电话给我丈夫说了被联邦调査局叫住的事时,他非常恼火。
 
  我们都想在家里坐在餐桌旁,都想睡在自己的床上。但是,简单的生活就这么不容易得到D
 
  我知道我的工作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出乎意外的电话,延迟的航班,任务急迫的会议,带着一个永远不能清空的箱子, 越过五十个州,负着整个国家最大的案件同时努力维持住婚姻。 这对于移动电话公司绝对是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一定得改变。
 
  有很多次,我像抽烟的人戒烟一样推掉了很多。这当中有恳 求和保证我的合同一到期,……”“我就去这一次。”“我发誓,这 是最后一个案子。”罗伯特瞪圆眼睛的技巧炉火纯青。
 
  但是心中想说“是”的引力总是比我想待在家里的拉力大。这 是种很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它驱使着我,使我发疯。
 
  我1983年在俄勒冈波特兰一次案件调査谈话中认识了罗伯 特?威尔顿。当然,他是一个警察。事实上,我先认识了他的小队 长,他邀请我去吃午饭但不好意思一个人带我出去。所以他叫了 六英尺四英寸高的罗伯特一起来。几分钟之内,他就成了个陪衬, 我眼里只有桌子对面这个引人注目的男人,他目光自如从容,直看 到我的心底。
 
  但还是有问题,我自己有个非常严格的原则,要把我的社会生 活和工作完全分开。一天十个小时泡在警察局的案情之中已经够 糟糕了。在休息时间,我需要远离警察。
 
  用一句话来说,我#和警察约会,我不愿意和罗伯特约会-- 尽管我对一个男人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尽管我看着他绿色的 大眼睛时,心会沉醉下去,尽管他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听起来像山 姆?埃利奥特①……
 
  不,我不和警察约会,我不愿意和罗伯特约会。
 
  连着几个月,我信箱里堆满了他精致的粉红色便条--“你不 在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大胆地来到波特兰侦查分处我的办 公室,不说他的名字,只要求见我。
 
  我从安检处走出来,心想可能是又一个证人。但是,是他,还 有他那让人无法抗拒的绿色的眼睛和他灰色法兰绒上面淡淡的古 龙香水,他摸着他独特的胡子,好像知道自己的力量一样。
 
  当他面对面出现在我眼前时,我没有一点抗拒力。他拉住我 的胳膊,走过走廊,伸出他粗壮的手臂揽住我,把我挤在墙上,吻了 我。我遇到了麻烦--魁伟结实的、气息甜美的、绿眼睛的麻烦。
 
  我打破了我的原则。
 
  我在回家的路上,一大早的航班掠过盐湖城教堂广场,我想起 罗伯特真的应该得到答案。我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生活呢?也许我 也应该想想这一点。我把椅背朝后放下,闭上眼睛,想试着找出答
案。
 
  我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是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 父母坚信人应该工作这一生活准则,不顺从习俗’确保我们每个人 都重视独立自主。
 
  我父亲是个个体经营者,有很强的原则性,极像弗兰克·西纳特拉,我妈妈是邻居中最漂亮的妈妈,十八岁时和父亲从布鲁克 林跑到科罗拉多的一个山区小镇上来,这是他们能找到的在海拔 和环境方面最不像纽约的地方,人口数量供和这两方面匹配。
 
  游泳课、4一 H计划课程、野营旅游、马、兔子和狗:生活健康 美好。一年又一年,一切都可预知,没有任何波浪,和平如一。但 是,在一个十七岁的从没有离开过小镇的人眼里,生活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极端乏味。
 
  我最后一年高中生活的十月份,学生主席把一个莱茵石冠冕 戴在我头上:“蒙特罗斯高中返校节女王。”这是一个当地女孩能得 到的最大荣誉。行进的乐队正演奏影片《日瓦戈医生》中的“拉腊 主题”音乐,我作为一个获胜者,在足球场就像用慢动作一样朝看 台上我的朋友和家人挥手。一边想,这真的有那么好吗?不可能。 我得离开这里弄清楚。
 
  我所有的梦沿着落基山脉上的高速公路往前延伸。我想看看 纽约、洛杉矶、罗马和莫斯科,我想体验荣耀和激动人心,想经历冒 险、神秘和扑朔迷离的情节,想成为一个新闻记者,或是一个外国的新闻工作者。一想到坐在这样的露天看台上看我自己的孩子一 年年在小运动场上这样玩球,我感到脊梁骨从上往下开始发冷。 我的家人在科罗拉多找到了他们的梦,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他们 的落基山脉乌托邦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
 
  毕业联欢晚会后的那个早上,我头发里依然有木头燃烧的味 道,口袋里总共有二十四美元,其他一切东西都装在向我哥哥借来 的一个绿色军用袋里。我上了一辆七点钟的灰狗快车。汽车在 J-C-佩尼?连锁商店转弯的时候,我对我哭泣的妈妈挥了挥手, 消失在南方550高速公路上。科罗拉多的自然景色非常壮观,激 动人心,同样让我感到激动的是,我一定得知道圣胡安山脉南边是 什么。
 
  我在不同的城镇走过校园里硬硬的积雪,在学期中间,从教室 外面望着里面上课的情景。但是单有愿望变不出学费。我找了份 在冰冷的山风里修建马路的差事,养活自己,我节省出每一分可以 节余的钱,决心去读大学。
 
  同时,有其他途径可以受到“教育”--比如说,就像免费搭乘 别人的车旅行。L· L ·比恩目录一定没登录我的邮箱。我用一个 背包、扫帚把和绳子自己做了一个旅行背包,不好看,但是实用。 我只走小路,一百多英里没有车。我计划了解每个州当地的情况, 他们做什么,想什么,怎么生活,他们是谁。我写满了日记本,拍坏 了我的美能达SRT101型号相机,像一个刚出道的“珍妮?库拉 特”。也许我不能成为一个摄影记者,但我至少可以那样活。
 
  加利福尼亚、加拿大、芝加哥--我两年穿遍了整个国家。高 速公路的交叉口有时比较麻烦。我刚听到几个满身灰尘的大学男 生哀叹他们在同一个高速公路路口接连三天的不幸,刹车就响了, 沙砾在轮胎下噼啪作响,我耸耸肩说:“好,那么,再见! ”
 
  那时有像特德·邦迪这样一连串作案的杀人犯游荡在乡 村,搜寻像我这样年轻的目标。但是那个时候也有格洛莉娅·斯 坦内姆②和海伦·瑞迪,流行无畏。
 
  在不同的城镇之间,在工作变换中,每当我经过预算有能力支 付的时候,我就根据当时情况选一门大学课程。初秋的一天,我收 到密苏里一个小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手写的一封信。不是像平常那 样的“亲爱的未来的学生”,而是个人手写的。我把这看作一个信 号,他们愿意收我。我把我的东西堆到我碰巧拣到的1963年的福 特卡车上,把褪色的帆布包系在背上,一路不停地开过去。
 
  堪萨斯市像是一个极其炎热、潮湿的夏天和一个漫长的、到处 是透明薄冰的冬天的“家”。(这两者我以前都没有经历过,我发誓 再也不在这样的天气里生活。)但我年内要离开的决定不光是因天 气而起。我的记忆里烙下了袭击我的那两个人的脸。我很难过但 精神上没有被击垮,我在I一84车道上一直往西开直到俄勒冈沿 海。如果马路没有到头的话,我会一直走到东京。如果我开得足 够快足够快,我想,我就能够相信那一晚上的事从来没发生过。
 
  1977年艾尔威司死了,一个名叫吉米的校长就职,我的学分 转到在波特兰的俄勒冈的一个重点大学。同一年,加利福尼亚发 生第十三项税款提案反叛,其影响有可能蔓延到临近州。考虑到 俄勒冈有可能步其后尘,当地的警长办公室试推行了一个实验性 方案,让侦探顶替已不复存在的巡查位置;为了整顿社会治安,让 普通百姓来做罪犯调査助理,负责无须逮捕行动的较次要的任务。
 
  这个方案定期试推行十二个月,而且报酬良好。作为奖赏,办 公室在城市边缘,这样我在夏天的下午四点半可以在三德河钓鱼。 或许可以说我已离开了山区,但是我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变。
 
  我是五个罪犯调査助理之一,任务是对个人犯罪(警察的术. 语,指强奸、骚扰、抢劫和谋杀。)的受害者做随后访谈。
 
  我每天听受害者痛苦的叙述,把警察因为匆忙赶去接下一个 案子而漏掉的事实串连起来。但是通过仔细听受害者叙述受害的 详细过程,我发现他们对犯罪人的描述和警察局绘制的综合素描 像不一致
 
  唯一始终不变的一点是我从受害者那里知道的情况和后来在 画像上看到的总不一致。这时我开始注意到访谈中出现的某些规 律。犯罪事件后时间的流失好像影响了人们对事情的回忆。见证 人在事发的当天晚上说的是一种情形,在事发五天或十天后却是 另一种情形。
 
  但是,为什么呢?
 
  他们的记忆会因为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改变,比如提问题的方 式或是语调。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问问题,得到的答案就不一样。
 
  如果其中有创伤,个人的回忆就像是覆盖了一层油灰一样模糊。
 
  如果我提供描述用的词语,好像我还没说出第二个选项,见证 人就抓住了第一个。如果让他们看照片并做选择,他们又把原来 描述的情况变成眼前看到的东西。我发现警察部门对员工的培训 从未涉及过对嫌疑犯的描述和情绪、感觉之间的关系。但是,一定 有原因。
 
  然而,这个系统好像不要解释。他们要硬的数据,并要尽快拿 到。警察要求把答案填进格式固定的数据框,这样办事员好整理 数据,有关部门就可以作比较钩号。但是真实情况确实不符合多 项选择的格式。
 
  我积累了一些问题给警察队长看,但是从来没有机会问他们。
 
  相反,他们要找我谈话。我进了会议室,看到我的三个上级低着眉 坐在桌子一边,另一边有把空着的椅子。
 
  “珍妮,坐下,”其中一个命令道,“我们叫你来谈话是要告诉 你,你的工作有可能保不住,你的调查巳经超出了你记录工作的职责范围,你没有遵守规则。如果这种行为继续下去,我们会解雇 你。你明白吗?”
 
  “但是,所有有关情绪的因素人们一点没注意……”
 
  他们打断我的话,重复他们的警告珍妮,要不就遵守规则, 要不就走人。”我,用他们的话说,是“出格”了。
 
  任何认识我的人都可以证明循规蹈矩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我看了一下他们几个样的发型,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腰带和鞋子,我意识到我最好省点力气,点头服从。
 
  “是,长官。”我回答道。
 
  我得付学费,所以我至少得在工作时间内服从他们的命令。 但是,他们不能规定我工作之余做什么。我会回到受害者那里,慢 慢地听他们讲。
 
  我听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回忆就越具体。谈话前半部分得知 的信息好像会覆盖住某些真实存在的细节,就像绷带盖住伤口 一 样。开始说出的情况会因为震惊、情绪和迷惑而扭曲。要知道真 实存在的细节需要肘间,侦探没有这个时间。而且,军事化管理的 警察系统不允许这样。
 
  下午的钓鱼就算了。像一个考古学家绊着了一块石头,无意 中发现一处古迹,我知道我碰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人触及过的调査 领域。
 
  见证人不用具体的词--如“大眼睛”和“方下巴”来描述。他 们的语言完全不同,充满了自己的情绪、感觉、认识和理解。他们 用这样的词,比如:困惑的、愤怒的、恐怖的、卑鄙的、坚定的、发狂的、紧张的。
 
  但是这些词对于见证人来说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同样一个 黑色方框里的钩号对于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和对于一个四十九岁 的女人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对于一个黑人和对于一个高加索人也 不一样。这好像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感觉决定 了他们的用词。
 
  由于沮丧,我会胡乱画出见证人想说的内容,后来我对侦探? 说不,不,我想他们的意思更像是这样。”得到的反应总是同样 的你知道什么,你不在场。”
 
  是的,我不在场,但我听得懂他们的话,通缉犯画像是调查办 案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那些画像都不是见证人描述的脸。我开 车回家时,看到路灯柱子上的或是晚间新闻上的画像,想到罪犯可 能正经过这些路灯柱子,却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人,没有人怀疑 他,他可以再攻击别人,甚至是这些画像的不准确会给罪犯一种安 全感,我感觉很糟糕。
 
  但是我必须小心。我又出格了,我不能再因为“超出记录职责 范围”冒险惹这些先生们生气了。
 
  明摆着,执法系统的亚文化传统深入骨髓,不欢迎年轻、不因 循守规、普通百姓身份这些特征。这个领域普遍实行“遵守常规”
 
  这一规则。那些在侦探-中士-中尉-上尉-首席法官的等级制度中 职位得到提升的,或者说,那些决策者们,正是遵循这一规则最为 成功的人,自然他们也最不可能违背这一规则。
 
  1979年1月罪犯调査助理项目结束的时候,我卖了车,打点 好绿色士兵行李袋,装起我的美能达相机和日记,买了一张去欧洲 的单程票。
 
  飞机在波特兰东部上空上升,我正好可以透过低空云的缝隙,与这个城市道别。我往下看了看,在冬日初晨的阳光中找出浅棕 色的治安办公楼,顺便挥手最后道别警察、制服和钩号的生活。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使我恢复了生气。春天、
 
  夏天我在那里骑自行车、写东西。连冬天也很好--如果不用考 虑我的存款。为了找一份工作,我排了很长的队,但轮到我时,那 个德国官员告诉我再试一次--下次带一张大学文凭。除非是走 后门,我不可能得到工作机会。女房东为了节约,每天只能使用一 小时热水,我也没有暖气。慕尼黑初冬的一天,我走进一家旅行社,用冻僵的手指指着代理人办公桌后墙壁那么大的一张世界地 图,说把我送到一个暖和的地方。”随后我就拿着一张去檀香山 的单程票离开了。
 
  如果我的学分在夏威夷的夏米纳德大学攻读学士学位都有 效,我也就永远待在那里的阳光下了。但是学分转过来需要一年 的时间,所以,我很不情愿地回到波特兰完成我的学业。
 
  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一直缠绕着我,有些事情我无法忘记:我 在治安办公室的那一年看到的受害者的脸。我很小心地回到警察 的世界中。但这一次我不是在简陋的乡村治安办公室,而是在市 区层次较高的波特兰警察局,而且我一去就谈好了条件:我要求允 许我完全自由地、不受任何阻碍地集中研究见证人复杂的记忆规 律,我要重访受到严重创伤的受害人。我向部里提的第一个要求 是设立一个新职位。
 
  从最开始我就一个人工作,在一个没人用的没暖气的办公室, 我一头埋进一厚叠死案材料,来测试我的想法。我安静地进进出 出于侦探处的后门,希望不要弓I起任何人的注意,夜里围绕着白天 的访谈继续工作。
 
  1981年6月,我穿着租来的帽子和礼服,支起照相机的三脚 架,按下自动定时器,跑到镜头前面。我的学士学位对我应该意味 着划时代的变化,但是,每到一个年关’波特兰警察局总是在最后 一分钟筹集资金,让我足以度过下一个财政周期。
 
  每年我打点行李准备离开时,资金来了,我很失望。我想去一 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开始真正的生活。但是每年宣布经济资助的 时候,我发现我迈不动腿。
 
  这个职位最合适的名字是“警事画家”,也叫做法学画家,其 实,两个词都不对。
 
  和警察局里的画家不同,我不出示五官系列表,不让见证人 “选一个鼻子”,也不把时间花在法庭素描、犯罪现场绘图或是绘制下一个可能的名称是“法学画家”,但是,根据定义,“法学”意 思是“应用于法律事实的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有法学病理学家、 毒理学家、牙医学家和血清学家。但“法学画家”?不,这又是一个 职业模糊语。也不合适。
 
  我希望能得到培训,但只能找到五天一期的书夹式火柴纸板 一样的素描科目培训,有些企业家为赚钱组办了这些培训、并在国 内周期性地作广告,保证在周五晚上给任何一个带了支票簿的人 证书。但是它的价值不超过印它用的纸。
 
  为了找到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我联系了从纽约到洛杉矶的 警察局,但也是毫无结果。接着,我尝试了高校,在这里开始有些 收获。
 
  伊利莎白?洛伏特斯博士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辩护 证人和见证人证词》的作者。她带领这个领域的学者集中研究见 证人的回忆。由于客观情况所迫,他们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教室里 的模拟事件,但我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越条件:我可以进一步发展 他们的数据成果,在现实生活中的罪行受害者身上测试这些结果。 因为任何两个案子都是不同的,我的研究决不可能单凭经验,所以 我把数据留给学者们,.但是他们的辛勤工作给我的工作提供了理 论基础。
 
  全世界的辩护方都在找洛伏特斯博士,他们需要专家证人来 推翻见证人的证词。提到她的名字原告就会跑去请求认罪辩诉协 议。她的研究证明人的记忆不是静止不动的,如果证人受到任何 形式的暗示,他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他的记忆可能被扭曲,脑中的 形象会受影响而变化。她被邀请出席国家要案的审讯法庭,她的 证词推翻了原来的判决,把囚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我并不把她看作自己的“对手”,尽管很多起诉方的人这么看。 如果说她是为了把那些被错判的人从监狱里解救出来,我则是把 那些可以确认是罪犯的人投进监狱,我们不是都站在正义一边吗?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老师。很多年以来,我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成千上万的案例 中去,一直不停地改进约见证人的方法,保留那些有效的、去掉那 些行不通的方法。
 
  但是我保持低调的原则逐渐失效。当地和地区性报纸开始报 道我的工作。国家级的杂志开始对此感兴趣。当电视节目不时报 道我的事时,没有人比我对这项工作引起的注意更加吃惊了。
 
  记者们好像是赞扬我个人和工作方面“不墨守成规”,但我在 我的工作领域里找不到成规可以守。无意中,我又引起了轰动。 新闻媒体开始问我曾经问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以前没注意 过呢?”
 
  1986年,我被邀请到中国给一个政府部门培训案件调查中的 访谈技巧,他们正在一个困难的转型期努力着:他们想实行除非证 明有罪否则就是清白的审判程序,这在他们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后来我被邀请加人声望很高的美国法学研究会,并在圣地亚 哥一个国家级会议上讲话。全国广播公司的一组工作人员到会场 给我录音,准备在下个月的《今天》节目里播放。国务院的官员沿 着电视电缆走进房间,听完之后,问我是否愿意到饱受战火蹂鲷的 萨尔瓦多去几趟,给那里调査政治暗杀的特别行动组作培训。
 
  1988年1月,日本政府邀请我到东京讲课。随后到夏威夷做 讲座。我飞回来的对候,知道事态已经失控了。
 
  现在我应该回到我的生活中去了,回到一种“正常”的生活中 去。6月份,我作了声明:我不干了。?
 
  我相信,如果我越过俄勒冈的喀斯喀特山脉向东搬到班德小 镇,就会形成一道障碍,割断我和工作的联系。但是,电话铃不停 地响。警察局不放我。我同意一周只去波特兰两天,但是另外五 天满是来自更远的地方的电话。尽管我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工 作量却是增加了。我知道大门口警官的名字,却还没见过我的邻居。
 
  我必须作出选择。罗伯特的生活范围是以县城的边界为界 的,他在这里等着我。他的生活紧凑、平静、幸福。他的危险概念 是极冷的天气里在薄冰上钓鱼。他的完美概念是一天快结束时, 他的车停在车道上时草坪修剪到正好合适的高度。
 
  在我们设想的简单生活里,没有抢劫、凶杀或第三世界的战 争。我一天里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和桌布相配的高脚玻璃器皿, 和保证锅里的东西不要烧焦。
 
  1990年11月10日的落日时分,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由一 个近视眼的戴厚镜片眼镜的牧师主持,我和罗伯特结婚了 ,这个牧 师坚持叫我珍妮。
 
  接下来,我们找到了梦想的木头房子。我们站在房子的某一 层上,能俯瞰牧场上的马匹展览会,或是远望顶着白雪的喀斯喀特 山脉。美国黑松轻抚着沙漠地带干爽的万里无云的天空。偶尔飞 过的DC-8飞机留下的白云尾流是唯一的缺憾,这我只有在热水 浴盆里靠得太往后了点儿时才看得见。
 
  我把装备箱从仓库里拉出来。我没有任何拉尔夫?劳伦?的 系列服装。在路上跑的这些年,我带上了一路上买下的纳瓦霍毯 子、旧马鞍、几双褪色的皮护腿套裤和一副长牛角。我把我收集的 霍华德?特彭宁和詹姆斯?巴马的画挂在木房子里树皮剥落的横 梁上。再加上一个方鼻子的黄色拉布拉多小狗迪伦,我们的生活 画面近乎完美,只是少个孩子,我们没有时间考虑此事。
 
  每次我回到家,想安定下来的决心就更坚定。但是我的随身 行李还没清空,就会又来了一个电话:“珍妮,你可以再帮忙解决一 个案子吗?”
 
  侦探们总是先道歉,再告诉我他们的案子最大、极为悲惨、极其糟糕或者是最重要。每次我打起包来要走时,我就对自己说,我 也许能够做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都要。
 
  1992年11月,在洛杉肌拍摄的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中, 美国广播公司把我评为“杰出女人”。制片人自己还有个演播公 司,在录制节目的一个小时里,他们提议把我的生活拍成一个电视 系列节目,我很为难。罗伯特不高兴,我就拒绝了。在这个领域 里,我比我原来期望的做得要好,走得要远。我决定调整重点,自 我克制。
 
  我丈夫的生日马上要到了,我有个计划。希望利用这个机 会劝说他去世界旅游。工作是旅游的部分目的,但我热烈向往 着旅游的快乐。我希望有个伴愿意跟我一起去,我会慢慢劝说 他。
 
  我买了两张去圣卢卡斯角的往返票。以后再到伊斯坦布尔和 尼泊尔去。在温暖的海滩上喝上几杯玛格丽塔葡萄酒后,我相信 他会上钩的。我的世界远远地伸展在他的假蜗钓鱼杆抛出的距离 之外,我需要他在我的世界中。
 
  他潜水逮了一条金枪鱼,想回家了。他连着三天说这个地方 太“危险”。如果他真的要走,我会主动提出送他去机场。但是,我 最怕听到的是真的吗,亲爱的?你不在意?太好了,你留下来, 这也是你的假期。你回来后见。”
 
  在机场,他和我拥别再见,说我“最棒”。我和他挥手再见, 看着他的大块头挤进上飞机的门,我努力把下颌缩到原来的 位置。
 
  问题很清楚:我不能待在家里,他不能离开家。
 
  而且,他的价值观念也在迅速变化。他转到了销售行业,第一次拿高薪水。他给自己买了一块劳力士表,尽管我们还没有洗衣 机和干燥机。他为取悦于客户买回家的酒超过我一周的水果开 支。他戴的钻戒比我的大得多,把他的西部靴子换成了进口意大 利法拉哥摩鞋子。
 
  粗旷、朴实的罗布正在变成一切向钱看的钻石罗布。
 
  我在家时开始注意到偶尔深夜里有压低了的打电话的声音。 如果他打电话时我经过走廊,工作间的门就会慢慢地关上。我不 需要太多的暗示。我该回牧场去了,这次将是永远。
 
  从卡博回家以后,我安排了一个短期停留。姑妄一试。我曾 在最近一个案子中和一个名叫苏珊?乔克亚斯的非常漂亮而奇特 的女人共事,她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她说的话 如此准确,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原来的想法。
 
  她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郊区西林恩区,我们共同处理英格兰 的一个案子之前,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有个女人求她寻找杀害她 十九岁的侄女的凶手,英国人的传统习俗一般不会这么做。苏珊 手里抚弄着受害女孩的耳环,想象着凶手的形象,感觉到这个杀人 犯的本性。她说这女孩的尸体被放在铁轨上。这细节她先前根本 无法得知。
 
  然后,好像她正以受害者的眼睛看着眼前,她描述了凶手发出 最后一击的情形。他俯在女孩的身体上,肉因为重力而下垂,几缕 头发向下垂着,使他的部分五官显得模糊。我们一起绘出了杀人 犯的面部画像。
 
  警察后来在离伦敦四十英里远的火车轨道上发现了那女孩的 尸体。有人看到受害者最后和一个人在一起,他的脸正好是我们 画出来的样子。
 
  这真的让我非常好奇。为了在两个航班之间有足够的时间 去见苏珊,我专门绕道从卡博回来。也许她能为我预测未来。 我决心在波特兰的每周两天的工作一旦正式结束,就不再过每 周往返一次的生活,也推掉所有其它的案件,就差几个月了。但 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家庭生活呢?什么时候我的生活才能够 “正常”?
 
  她面对着我坐在那里,把我的结婚戒指拿在手里,吸了一口 气,紧紧闭上眼睛。
 
  “我看到你会很快进行一次旅行,”她说,“去国外,比如东欧, 或很远的一个地方。很远的一次旅行,很重要的一次旅行。”
 
  她说的事情让我想笑。这正是我想要的,再去海外旅行一次。 我想象着从卡博回去走进家门跟罗伯特说这事时的情景。不,这 显然是不对的。
 
  “我看到一部打字稿或手写稿,没有完成,”她接着说,“在一个很高的人手里,他讲话有地方口音,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本能地感觉 你想和他一起工作。他叫罗德或是罗恩。我想是罗恩。噢,等一 下。”她眉毛向上扬起,几乎像要把眼睛拉得更大。“你会为联邦调 查局做很多事情。我是说很多事情。”'
 
  过去我曾经为联邦调査局做过事,但不经常。他们很少请外 人进行案件调査,对自己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事都能做引以为豪。 只有在压力下他们才会不情愿地请外人来。
 
  什么稿子呢?眼下我没写任何稿子。某个“有特异功能的 人”--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家,正在等我的丈夫,我筹划中的花园, 我的狗,和我将要报名参加的垒球队。她甚至不知道我正在倒计 时一百二十天,到时候,我将永远告别这项工作。
 
  她每两次深呼吸之间都默坐良久,眼睛紧紧闭着,集中注意 力,接着她突然说:“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导师,因为这个领域里没人 合适。”
 
  我从来没提到过我想找一个“导师”,但她准确地说出了这个 词。我警惕地回过神来听下去。
 
  “噢,珍妮,很棒。这工作会发展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各大 杂志的封面、国家的新闻媒体都会介绍你的事迹,澳大利亚、意大 利、英国等地对你的成就有国际性报道。
 
  “原告方求助于你,连被告方和媒体都会来找你。”她的声音 提高了,“很多媒体单位。还有电影界。这我很清楚。我看到他 们想根据你和你的事迹拍一部电影。”她停下来,坐直了,直视着我。
 
  “但是,你得非常小心。你走得越高,就越会成为众矢之的。 报界会因为你与众不同而欢迎你,你不循规蹈矩,筒单地说,你轰 动了。他们会把你叫作奠基者、先驱、开路人,但是小心不要太信 任别人。你的伙伴尤其会怨恨你--恶毒地怨恨你。他们觉得你 对人造成威胁。你要当心你的背后。”
 
  这当中有些不是新闻,多数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任何实际意 义。毕竟,我再过仅仅几个月就会全线撤退。报界、杂志封面、 稿子、电影、国际性新闻?不,全错了。现在我真的是不能相信 她了。这房子比我进来的时候看起来小了,椅子也不如原来舒 服了。
 
  她突然身体前倾,大声说道:“上帝,这工作拥有你!你得从事 这个工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上天选了你来做这事。”她强 烈的情绪几乎震住了我。她往后坐下去,眼睛睁得很大,很确定地 吐出一口气。接着她慢慢摇了摇头,然后说珍妮--这工作永 远不会放你走的。”
 
  “就这样,我要走了。”我低声咕哝着说,到这时我几乎已经不 在意她是否听见了我的话。我抓起手提包和夹克。我六月份就要 离开眼前的工作,马上就离开她的家。我写了张支票,谢了她,走 出她的前门,头也不回。
 
  这项工作不会放我?不,它会的。没有任何工作“拥有”我。 我马上就会丢下这愚蠢的工作,就这样。我有我的木房子、山脉的 景色、黄色的拉布拉多、我英俊的丈夫……
 
  不要任何海外旅行,我首先把我的护照撕了。联邦调查局的 探员不会给我打电话。我要把电话号码改掉。任何打印稿或手稿 都不存在,也没有那叫罗恩的作家。我连电视上的警察剧都不喜 欢看,当然也不打算写这些东西。
 
  我加速冲向机场,去赶今天去班德的最后一班飞机。我伸手 调大了收音机音量,然后把汽车窗摇下,让冰冷的风吹进来。也许 音量很大的B· B ·金的歌声能把萦绕在我心头的话从脑中赶 出去。
 
  我正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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