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波里·克来斯:大家的孩子

  欢迎归来。”罗伯特在前面阳台上微笑着。我看见他倚在门 口。他和十年前看起来一样,和在波特兰侦查分处我办公 室外的走廊里把我挤在墙壁上时一样。为这一点我原谅了他 很多。

  那个重大的旅行设想是过去的事了,结果已经出来。我想,如 果我不能扩大他的世界,我就缩小我的世界来适合他。

  我只有一个最后的任务要完成。出乎意外,有人邀请我去培 训七百个俄罗斯民兵学生。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培训外出,算是对 我这项工作的一个隆重告别。我从莫斯科回来了。6月30曰这 一财政年度结束时,我切断了和警察局的最后联系。我安排完这 些事,打算找一个正常的工作,做一个正常的妻子,甚至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母亲。

  罗伯特又一次感到满意。我把画箱关起来,开始忙院子里的 事情,并答应一下雪就开始在当地找工作。这地区有很多旅游点。 我可以转到公共关系、市场、销售,任何什么。只要我能待在家里, 工作真的并不重要。

  1993年10月2日,正是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气候怡人, 为了能够吸进三千英尺高处的香气,我把所有的门和窗子都完全 打开了。早晨的新闻乏味地响着,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窗外的大齿 杨树叶,它们飘舞着,像喀斯喀特山脉背景下上百万的黄色金 丝雀。

  背景声音里一个刚开始的新闻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屋里来了。 记者正在进行现场报道昨天晚上,十二岁的波莉•克莱斯在加 •利福尼亚帕特拉摩的家里被绑架。警察说一个陌生人在十点之后 不久由窗子进人房间,绑架了她。当时她正在卧室里和她学校的 两个朋友进行一个睡衣晚会。她妈妈和妹妹在隔壁房间睡着。” 我冲进去看到电视上一个极度痛苦的母亲的脸,她坐在那里, 请求大家的帮助,她身体往前倾着几乎要穿过屏幕出来。她在附 近睡觉时女儿被绑架了?

  “还没有逮捕到任何人,”记者继续说,“但是,警方已经发布了 嫌疑犯画像……”

  噢,感谢上帝,我想,至少有证人见过绑架者的脸。肖像看起 来很好——非常好。我试着转过身强迫我自己开始叠已洗好的衣 服,但是两个小女孩吓坏了的脸突然出现在整个屏幕上。一个说: “他说,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数到一百他就把波莉带回来。” 这幼小的声音因为紧张而颤抖着。

  我们黄色的迪伦扯着我手里的床单,我把它往下按成坐的姿 势。“安静点,亲爱的。”

  我不应该看这些,我想,但是,我的眼光不能挪开。镜头转移, 是第二个女孩的脸部特写镜头。

 

绑架者
  帕特拉摩警方在波莉•克莱斯被绑架仅数小时之后发布的 嫌疑犯肖像,是一个警署画家根据对两个十二岁的证人的初 步采访绘制而成的。肖像的发布掀起了一场搜寻活动,目标 是一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有胡子、头带鲜艳的黄色头箍的 绑架者。

  波莉的妈妈正看着两个吓坏了的十二岁的孩子努力告诉全国 人她们所经历的事情。她陷进去的眼睛松弛地下垂着,下面深深 的皱纹一直延伸到耳垂,泪痕好像已经永远地刻在她脸上了。我 的双肩一阵发冷。这个女人的女儿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我因为 关心这事,感觉自己像一个欺骗丈夫的妻子。

  我把视线从屏幕移开,接着很快转过身,关掉了电视。

  “我不能看这个我对迪伦说。我伸手拧开了收音机。但是 音乐不能去掉我脑海里那个妈妈的脸。外面某个人带着她的孩 子,我想着,开始重新叠罗伯特的蓝色牛仔服,确保每个折线都是 直的,正好是他喜欢的样子。

  随着每天电视或广播的报道,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国内 令人感到恐怖的催醒电话带着一种含义:没有人是安全的,即使是 在家里。全国人都在想可能是谁绑架了这孩子。十天过去了,没 有线索。这时电话响了。

  “博伊兰小姐,我是马克•摩尔森。我是加利福尼亚帕特拉摩 波莉•克莱斯绑架案特别行动组的ASAC。我们知道你有特殊才 能,我们想请你到帕特拉摩来,与绑架发生时和波莉在一起的两个 见证人再谈谈,看看对嫌疑犯的描述中有没有其他未发现的 细节。”

  生硬、简练,联邦调査局总是这样。

  在警察的语言里,ASAC代表特别助理侦探主管。这个推迟 的邀请是美国广播公司一个现场监制黛比•阿尔波特一直不断要 求的结果。

  阿尔波特是因为一个“冷传真”来到帕特拉摩的,这是电台收 到的碰运气性求援的电子版,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波莉•克莱斯 中心发来的。志愿者们相信知道的人多了就会有些线索。波莉失 踪仅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开始碰运气性地给全国各地的新闻编 辑室发传真请求帮助:“你不认识我们,但我们丢了个孩子。请你 们报道一下这件事情好吗? ”他们这种大胆的做法联邦调査局不喜 欢,因为后者要绝对控制一个案件,密不透风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 处理它。但是前者的工作奏效了。全国每个新闻机构都对此案作 出了反应,美国广播公司是最早的一个。

  一到达现场,黛比•阿尔波特的母性本能取代了她作为一个 现场监制的职责感。她希望每一个有可能来的专家都来帮助寻找 这个丢失的孩子。一年以前我参加做美国广播公司的《家庭展览》 节目后不久,我们见过面。

  “是的,我知道你们已经有一幅画像了,”阿尔波特反复告诉联 邦调查局的探员但是,你们见过这个女人的作品吗?”摩尔森探 员最后默许了,同意看一看我的一长串证书。这些是黛比从网上 找到带来的。联邦调查局发布的画像没用。见证人说它不对。联 邦调查局对我的简历进行了严格的背景检查后,拿起话筒给我打 了电话。对他们的要求只能有一种答复。罗伯特洗干净的衣服得

  等一等。

  “亲爱的?”我说,越过厨房的台子看着罗伯特。我看得出他巳 经有心理准备了。他一动没动,已经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 吸了一大口气。“联邦调査局打电话来了。”

  没有反应。没有“哦-噢”,没有“什么事”,没有“一切都好吧'

  “他们要我尽快去。”

  几年以前罗伯特离开了警察的工作,他不是自己要这样,而是 因为巨大的压力迫不得已。他憎恨我的工作,尤其是我在任何案 件中的重要位置。我理解为什么。我的名声好像是让他的失败更 加显眼,是他自己认为自己失败了。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案件 调査这个话题是不可以讲的。因为他的敏感,我已经习惯了这些 事都不说,都留在自己心里。但是这个案子很大,是一个“重要案 件”。这些话容易刺激他。我不得不问他。

  他眉毛低下来,前额上的静脉快速跳动,表现出他的愤怒程 度。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说。

  我走到楼上去打电话

  “我需要订一张去旧金山的机票,越快越好。不,我不能等。”

  美国广播公司的人正在旧金山机场等我。现场制片人戈登• 瑞科特告诉我,他们电台提出以给我付飞机票钱交换首次发布画 像的权利。联邦调査局同意了。往北去帕特拉摩的六十分钟的行 程中,戈登详细给我讲了这件事。

  我们中午到那里,当时阴沉沉的乌云很低,天色灰蒙蒙的。帕 特拉摩古色古香,但是疲惫不堪,好像近来几个星期它一下子变老 了。房屋看起来需要油漆,需要装修新的阳台。连树木也凋零萎 靡,前面小小的院子里干树叶已经在飘落。这个城市看起来像是“安全”两个字的大写。

  在市区情形正好相反。商业区的街道上排满了新闻媒体的卡 车,它们的盆状天线连接着天上的地球同步卫星。记者和行人混 在一起,想抢先知道一些内情,希望能够给当事人的表兄妹、邻居 或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任何人录音,希望给这破不了的案件找条 新路。

  一个不用的店面被匆忙改成一个民用指挥所,墙上的地图上 贴着搜寻小队的路线网格,房间里放着当地餐馆捐献的食物,工作 区被分为邮寄、电话间、媒体协调、家属区几个部分。墙上挂满了 旗帜,是全国各地的孩子送来表示同情和良好祝愿的。电话蜂拥 而至,是从很多地方打来的,他们主动提供帮助,提供和现有画像 上的绑架者面貌相像的人的线索。

  然后就是那张脸嫌疑犯”。我周围满是布告大小的放大照 片。人们一排排地坐在餐桌旁,迅速地叠着广告传单,上面波莉的 照片旁边是嫌疑犯的肖像,波莉正在羞涩地对着镜头微笑。不远 处的PIP印刷商店花了数千美元正在全力印出更多的小型布告。

  从艺术上来讲,这肖像看起来很好。但是它也看起来像任何 人。没有任何特征可以确定是哪一个人。前额上的头带是唯一显 著的特征。这张脸是一种类型,但我还没有把握我是不是能改进 它。所有确定的特征都在这里了:男性,白种人,大胡子,六英尺三 英寸高。

  这髙度让我觉得有点问题。事实上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在我 参加过的几千例案件中,我很少看到“六英尺三英寸”这样的描述。 调查是怎么得到如此精确的高度的呢?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 说,坐在地板上往上看着一个拿着武器的男人,六英尺三英寸意味 着什么呢?对一个吓坏了的孩子,难道他不该看起来是个大块头 吗?六英尺三英寸是孩子们说的吗?还是其他人说的?这绝对不 是一个孩子说出的话。

  我转向戈登你知道,有一点我敢打赌错了。我敢打赌那个人要矮一些。我想我们应该从这里着手。”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 道。本能告诉我,身高是对嫌疑犯的特征描述中第一个错误。

  我被领着穿过房间来到一个人面前,她身体瘦削,聋拉着肩膀 坐在折叠椅子上。她脑袋抬起来时,我认出这就是国内每天广播 的那张痛苦的脸。她是波莉的妈妈伊娃•尼科尔斯。

  她很少到志愿者中心来,她不愿意离开家,因为她确信波莉能 够逃开绑架者,会有足够的时间找到电话、并打来电话。通到她家 里的电话线路已经被装上了窃听器和跟踪设备。

  她抓住我的胳臂,把我拉向她。“谢谢你过来。我得知道谁带 走了她,谁带走了我的孩子。我们得知道他的脸长得什么样子。 女孩子们说那张素描是不对的。他们告诉你了吗?”

  她的声音哭得沙哑了。从她的身体显然就可以看出她的痛 苦。一个摄影师碰了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只转了一下头, 回过头来时她已经走了。

  摩尔森探员让我在志愿者中心等联邦调查局的另外一个探 员,后者会带我在两点时和第一个见证人会面。下午两点,三点, 三点半,来来去去的人中没有任何探员。戈登踱着步大声抱怨他 的摄影组为此浪费了一个小时。

  这时房间突然静了下来,好像遥远的地方有人用力揿了沉默 键。志愿者突然分成了两组,形成一个空道,两个穿蓝色套装的人 旋风一样进来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要开个会,”摩尔森探员快速经过我身边时静静地说,显 然他要我跟上。第二个探员,一个黑头发的人,停下来不让戈登 跟着。

  也很高兴认识你,我心里说着,缩回伸出去的手,跟着他们从 后面一个楼梯来到一间地下室里。摩尔森探员冷峻地说:“因为我 们不能说明的原因,你不能见那两个女孩了。”他的声音几乎听不 见,语气平板。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

  他打断了我的问题,音量陡然上升,“因为我们不能说明的原 因,你不能见那两个女孩了。我们为给你造成的麻烦向你道歉。 谢谢你过来。”

  说完这些话,他转身上了那个破旧的木楼梯。

  我蒙住了,仍然一肚子不明白。我在他后面爬上楼梯,把这奇 怪的事告诉戈登。

  两个当地妇女无意中听到我们讲话,马上自己接管这件事: “你得留下来!不要管警察说什么。女孩子们说那张素描不对,你 得解决这问题。”

  我看了看戈登。她们是对的,但联邦调查局毕竟是联邦调查 局。我正要解释案件调査中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及为什么不能打破 那些规则,其中一个女人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向门口,拉到路边 她的车旁,另外一个则跑来阻拦。戈登让摄影师把这些拍下来,然 后跟着我们的车来到不远处伊娃家里。她们是想如果她们不能说 服我留下来,那么看一眼伊娃的眼睛我就会留下来的。我自己一 个人进去的。

  新闻报道里称这个房子为“小平房” ’又小又旧,但是很舒适。 木制品上漆了多层厚厚的瓷釉,一扇三片玻璃的凸窗对着第四街。 这个家简单、朴实。不可能是要赎金。

  伊娃和波莉七岁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妮坐在一起,安妮坐在 她的腿上。凸窗里燃着一根蜡烛,这象征着波莉会回家来的信念。 我说明了联邦调查局的意思之后,伊娃往后倒在破旧的沙发里,双 手抱着脑袋。泪水从她深棕色的眼睛里涌出来。

  “不要,你得留下来。”她请求道。

  正当她说话时,一辆白色的车突然停在她的房前。四扇门打 开了,四个穿套装的人几个快步走到前面的台阶,接着走了进来。 一个人跑到开着的凸窗那里,另外三个人跑向不同的门。没有任 何话,只有行动和显然是要我离开的暗示。我回头看了一眼伊娃, 44

  冲到外面下了台阶。一切立即关闭了,包括我身后的前门。

  戈登和两个妇女迅速相互点了一下脑袋,然后对我点了点头。 清爽的秋风里,我们睁着眼睛,迷惑不解,吃惊地忘记了闭上嘴巴。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妇女还是不死心,匆忙让我 再次上她们的车,去警察局。她们接着拉着我的胳膊去局长办公 室。戈登就跟在后面,对他的工作人员吼着要把每一秒钟录下来。

  警察局的公众发言人迈克•柯恩斯从一扇关着的门后走出 来,好像是事先排练好的一样,只看我脑袋上方,冷冷地说如果 你们试图去见那两个女孩’你们会因为妨碍执法而被拘留。”他没 多说,也没少说,然后就像他出现的时候一样迅即消失了。

  “请原谅?”我看着那些工作人员,摄影机还在工作。“请原谅? 他是在跟我讲话吗?”

  戈登一言不发——我认识他后的八个小时以来他第一次这 样。那两个妇女拼命地请求警察局的接待人员另外叫一个人来帮 帮忙,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帮那些工作人员把东西装上车, 开车回旧金山。

  搭乘了两班飞机,经过五个半小时后,我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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