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如果我们能让足够多的人知道：寻找波莉
我走进家里时，迪伦正在前面阳台上睡觉,罗伯特不在家。电话机上的应答灯在闪，我把手提包扔在台子上，按了播放键。
“博伊兰小姐，我是联邦调查局的马克•摩尔森探员,我们想 让你访谈波莉•克莱斯案件中的两个见证人……”
“没问题，好的。”我大声说，一边按下停止键，“以前的留言 迪伦的脑袋往一边歪着，我自言自语时，它总这样。我又按了一遍 播放键，体味一下其中的讽刺味道。
“能不能请你赶乘第一班飞机回帕特拉摩?谢谢你。还有，顺 便说一声，我们为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向你道歉。”
回到帕特拉摩?不是原来的留言，他在开玩笑吗?我问迪伦, 好像它会回答一样。刚刚有人威胁要拘留我，现在要我回去?
这时，我想起伊娃在志愿者中心绝望地抓住我的胳膊，看到她 坐在沙发上眼里噙着泪看着我。
我给戈登打了电话，他当时已经回到洛杉矶的美国广播公司 录像室。“你愿意再来一遍吗?”我问。我给他放了那个令人费解 的留言，接着用楼下的电话重新订了第二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 罗伯特那天夜里根本没回家,也没有任何留言。
一定是和哪个朋友去钓鱼了，我想。
戈登和我还是在旧金山机场领行李的地方见面。日期不同， 做的事情一样。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样，这次联邦调查局向媒 体宣布了我要来。新闻媒体带着期望蜂拥而至。我们的车停在警 察局停车处时，摄影机围住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车,戈登的第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录像一片混乱。
我对于西海岸新闻媒体并不陌生，联邦调査局刚刚宣布了此 事。我们的车一停，我马上就被认出来了。这一天的新进展是我 们的到来和第二幅画像。我们一下车,摄影人员就冲上来围住了 我们。
行动组正在指挥所里等我们。我已习惯了在案件侦破的后期 加人工作。在这个阶段，最初的画像已证明行不通，行动组的等级 结构业已形成。
眼前的情形总是一样的:头头的办公室或会议室——官僚主 义的场地——的门紧闭着，满屋子的制服，疲惫的脸,冷峻的下巴， 空气中不新鲜的咖啡的味道。有些侦探很着急，脑中满是颇有见 地的问题,但总有那么一些人没精打采地往后靠着，双臂交叉，嘴 唇紧闭，很明显地反对“外人”参与此案。那么我的情况——女性、 老百姓，还有，天哪，金发女郎?我还没有走进门，已经有三项反对 意见了。
我知道我应该对一件事情有心理准备。房间里至少有一部分 人是希望我失败，他们感觉我的成功可能表明他们失败了。没什么证据,但是这种阻力是我意料中的。
马克•摩尔森作了开场白。多数联邦调查局探员经常调岗 位，所以他们很少看起来像当地人。但摩尔森是个例外，他英俊的 外表和加利福尼亚的椋褐色皮肤使他看起来像洛杉矶的新闻节目 主持人，尽管他的穿着和气质使他的探员身份一目了然。
“博伊兰小姐，我们谢谢你过来。”他说，可是“妨碍执法”几个 字还响在我耳边。
“你不得不跑了两趟，我们很抱歉。你知道，两个晚上以前，有 个记者翻过一道墙跑到一个女孩家里，采访了她。昨天报道出来 了，标题是‘女孩以为绑架是个玩笑’。当然,我们绝对不想让绑架 人这么以为。”
摩尔森继续说我们一直努力不让记者接触女孩子们,可是， 你看，”他脑袋往窗外指了一下,卫星天线如同森林一般。“不容 易,我们有我们的考虑。他们的报道已经开始变化。我们重新组 织力量破案，在此期间禁止一切采访。”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妨碍执法’的威胁?”我问，“并不是针对 我一个人的?”
摩尔森第一次笑了，“噢，当然,柯恩斯也这样对你说了?”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因为戈登和摄影人员跟我在一起，警察 局的发言人迈克•柯恩斯把我当成记者了，他是根据命令警告报 界，通用的警告——不是针对我的，当天下午对伊娃家的“袭击” 和这毫无关系，有人残酷地打了个恶作剧赎金电话,联邦调查局才 下令这么做的。 '
“你能回来，真是个奇迹。”他笑着说。
嗯，“盔甲”裂口了?我想,摩尔森或许不坏。
“我们很有理由怀疑女孩子们的话，”他继续往下说，“我们认 为波莉可能有个年龄比她大的男朋友，她可能是和他一起跑了，她 可能是怀孕了。每件事情，每个人都受到怀疑。绑架发生的那天晚上和女孩 子们谈过话的警署画家说，她们的话改变了，探员们说她们回忆事 情的顺序变了。那些早期的报告奠定了怀疑的调子，接下来的两 个星期只有更糟。警察和几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现在很紧张。
公众只知道绑架案调查的部分内容。在这之后平行调査”悄悄地开始了 方面调査家庭成员参与绑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女孩子们说话的诚实性进行调查。
“你和这两个女孩子会面时，有没有办法知道她们是否在撒 谎? ”摩尔森问。
“有。”
但是仅仅因为见证人对事件的描述或对嫌疑犯的描述有改变 就产生怀疑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两个人如果看一件事情完全一样 才不正常。见证人陈述事情不尽相同应该可以说明他们的话真实 可靠，而不是说明她们捏造事实。这些差异事实上能证实她们的 话，后者会反过来印证她们记忆中的细节，让她们脑中的肖像更加 鲜明，这是后来的工作需要。但她们受到怀疑，这是向破坏回忆、 甚至……毁掉证据跨出的一大步。
摩尔森向我解释，绘制第一幅肖像时,同时约见了两个女孩。 这个问题很严重。多个证人同时被采访时，总有个人占主导地位， 他的记忆会影响甚至推翻另外一个性格较弱者的记忆。同时，证 人们记忆内容的差异会让那个占主导地位的人产生自我怀疑,从 而破坏他们的信心,他们会对暗示更加敏感。
如果分别采访两个证人，就有可能得到两种准确的描述。但 是已经一起约见过她们，证据已被破坏，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连 一种准确描述也得不到了。
我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看是否哪个人的眼神说明他理解我， 但所有的眼睛一片茫然,下巴紧绷着。
那个黑发探员坐在屋角的一个桌子旁,无情地瞪着我,一天前 就是他跟在摩尔森探员后面迅速在志愿者中心走了一趟。我有把 握他不在想眼前讨论的事情，但我没时间弄明白他在想什么。他 的样子显然是个挑战。他叫里克•史密斯。他那样一直瞪着我， 让我不能集中注意力。
摩尔森接着往下说，“这些孩子不容易对付。”
“坦白地讲,我认为她们是捣蛋鬼。”另一个探员说。
“我想这个家庭里可能发生过争执，波莉失踪可能是要表明对 她妈妈的火气有多大。你采访时注意一下这方面的迹象好吗?我 们想要你马上开始工作。”
第一个要见的证人是十二岁的凯特，10月1日天黑以后她到 波莉家过夜。那时波莉和第二个证人吉莉安，已经在阳台上站着 等她整整一个小时了，她们没有觉察到街道那边的公园里有个男 人看着她们。
三个女孩走进波莉的房间玩棋盘游戏。九点多时，伊娃锁了 前门，关掉厅里的灯，带着安妮去睡觉。女孩子们在波莉房间里， 离她只有几英尺远。
十分钟后，一个陌生人站在波莉卧室的门口。“不要叫，否则 我割断你们的喉咙。”他命令道。
女孩子们从来没告诉过记者，她们当时认为绑架是个玩笑，尽 管早些时候报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她们说,开始她们不知道害怕。 他进屋把她们绑起来之前，她们不清楚他是不是这里的人，因为她 们是这里的客人。他把枕套套在她们脑袋上，然后用他带来的事 先撕好的布条和从波莉的任天堂电子游戏机上割下的绳子绑住她 们的手。他要钱,但一点都没拿，而是带走了波莉，他许诺说如果 女孩子们慢慢数到一百，波莉就会回来。
他带走波莉时，她无私地请求他保证她家人的安全请不要 伤害我妈妈和小妹妹。”
吉莉安首先解开绑她的绳索，接着她为凯特松了绑。十点四 十分，她们叫醒了伊娃。后者一下子没了睡意，看着女孩子们惊恐 的脸，拨了 911。警察到时,卧室里乱七八糟，割断的绳子，丢失的
孩子，一片恐怖。其他房间都没动。
凯特的父母正在警察局里一个隐蔽的房间里等着我们，为了 保护他们的女儿，他们坚持我见他们的女儿之前先和他们会面。 摩尔森探员留下来只是要介绍我们认识。他走后，我紧紧地把门 关上了。
“我们的女儿不撒谎女孩的父亲说,他紧握着妻子的手。为 测试凯特的话是否真实，她经历过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谎话测试。 她后来给测谎员写了封信以表达对他的痛恨。这些经历让她受到 很深的伤害。
他们这样保护自己很明智。
我把椅子挪得近一点，向他们解释我的工作方法和警察的不 一样，和绘制上一幅画像时他们经历的也不一样。“我到这里来不 是要怀疑她，我不给她看那些令人困惑的照片，这样实际上是告诉 她她看到了什么。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审问她、或者判断她、或者是 把她说的话和任何别人的话做比较。我只是想听听她说什么。”
“但是，他们说凯特撒谎，”凯特的妈妈说,“现在她试图告诉他 们那个画像不对，他们甚至对这一点也怀疑。我们不会让她再经 历这些了! ”凯特的妈妈受到了伤害,她有理由很生气。但是，她还 愿意帮忙。
我听出了他们的担心,我理解这一点。“我来解释一下这些 事。在受伤的情况下形成的形象记忆是不稳固的,哪怕只看十来 张照片,记忆中的形象就会开始变形、模糊。但是波莉失踪后，仅 仅绘制一幅画像的过程中，你们女儿已经看了将近一千张不同的 嫌疑犯照片。毫不奇怪会产生混乱现象。这不是她的错。
“凯特很清楚她的所见所闻。问题是问她问题的方式。我想 试着恢复那个形象——她事实上看到的那个——这次完全听她的 话。我答应你们，我不会暗示她我知道的比她多，不会不尊重或破 坏她的记忆。”
我没有继续解释说，经过那么多视觉上的破坏后，现在得到准 确回忆的可能性很小。这全部取决于凯特想说给别人听的决心了。
如果破这个案子最后取决于证人的记忆,我们可就完了。现 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任何辩方律师如果在证人记忆破坏方面具 有最基本的知识,都能轻而易举地推翻证人席两个女孩的证词。
绘制第一幅画像的那个当地画家是个友好、耐心的好心人。 不是他的错，他使用的是在五天一期的培训班里学到的过时的方 法，这种工作方法只能产生灾难。
现在得靠指纹、纤维等另外一些证明办法解决这个案子了。 证据无意中已经被毁坏了。
这时所有的新闻机构，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日期、地点栏》 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面》节目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 《美国最大通缉犯》节目，到德国、澳大利亚甚至是巴西的报纸和电 台都在报道这件事。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这么大范围的报道都依据 一张见证人说“不是这个人”的画像。现在流通中的一百五十万张 传单上都是这张不准确的罪犯画像。自从林德伯格婴儿绑架案以 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儿童绑架案,被绑架的十二岁孩子还没有找到。
凯特的父母同意我们会面。我建议在他们家里进行，因为这 里远离绑架案发生地点、也远离调查带给她的创伤。类似警察局 这样的地方绝对不行。任何警察都得走开——我得在她的地盘 上,得在一个她感觉能控制的地方，做她的客人。
戈登开车把我送到凯特家,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车停在外面， 仍然坚持要联邦调查局兑现诺言，让他们第一个拍录。
凯特的妈妈艾丽斯带我从后面的走廊走进房里。“看看这 个她指着墙上说，凯特拿起画笔后会随意画很多东西,符号、脸、 格言，从墙壁排到天花板，这里储存着很多信息。从这里我知道凯 特很倾向于形象思维，这事实上是凯特的主要表达方式。
每个人观察事物有自己独特的参照体系，我们据此来记忆事 物。我们把声音、符号和感情摄入大脑,或者用纯理论的表达方式来说，我们依靠听觉的、视觉的或运动的参照体系来处理信息。
凯特的“画墙”对于了解她怎么思考是个宝贵的线索。我可以 根据这个理解指南安排要问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同一种语 言说话。我如果用她思考事物的参照体系，就不仅要和她说话，还 得听她说话。
强烈沮丧了两个星期后，这孩子变成了一个态度最“敌视”的 证人。她需要释放自己情绪的自由，不管家人是怎么出于好意，他 们在附近能听到我们谈话的地方会压制孩子这种倾向。我需要时 间单独和她待在一起。
由于新闻媒体大范围报道了要绘制新画像，凯特的父母和祖 父母认定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成为杀人犯的主要目标。了解 情况的人知道这不大可能,但对于差点丢了个孩子的父母来说,这 种想法很可以理解。他们害怕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得劝劝他 们，最后他们同意了。
我早先穿的唐娜•卡伦0牌衣服放在一个袋子里，现在在美国 广播公司的采访车上。我在一个加油站的洗澡间里换下了那件衣 服,当时新闻工作人员在外面等着我。我买那件衣服花的钱比有生 以来买任何车花的钱都多。它牢得穿不坏、米色、双排纽扣，用的布 料够给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做滑翔伞。我穿着这件衣服，没有形状、 没有胸部、也没有臀部。实际上它把我变成了能巧妙折叠的纸盒 子，遮住了我所有的身体语言，只留下我的眼睛可以表达信息。
在警察的工作领域里，男性占主导地位,我得做出选择:要么 被人看到,要么被人听到。这身打扮不显体形，纯粹是为了成功地 做事,所以在一个满是男性怀疑目光的房间里很合适。
但是去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呢?我决不能穿着任何有权威意 味的衣服。毕竟，是这些“权威”的不信任伤害了这孩子。我穿着 蓝色牛仔裤、宽松无领长袖运动衫和耐克鞋去见凯特。
凯特坐在餐桌旁,大大的棕色眼睛往下看着，结实的双肩往前 佝着,小手牢牢地压在膝盖下面。她面前是她用两张索引卡片做 的一个牌子，当中钉了一个棒冰棍作为把手。一面写着我很好， 请不要问! ”另一面上写着一个词“拥抱”，上面画了个圆圈并打了 个斜杠。她的意思很清楚:让我一个人待着。
幸运的是，拉她进入谈话很容易。她的智商近乎是天才，和她 交流就像和一个同龄人喝到第二杯酒时的谈话一样。她对世界性 的议题了解很多。
困难的是转移她的注意力，不能让她意识到我想知道细节。 我漫不经心地提出来一个问题，她马上就回到了原来僵硬的姿势, 严肃起来，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十二岁的凯特•麦克莱恩 自己用小木棍做了一个牌 子，写出了自己的不满，牌 子的一面写着我很好，请 不要问! ”另一面是“不要拥 抱”。她描述的波莉•克莱 斯绑架案的嫌疑犯和第二 证人的描述不同，绘制画像 的画家和侦探因此怀疑她。 她后来接受7两次测谎检 测，看她是否诚实。
又一次严肃的“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但我清楚地听出来:她知道，她确实看见了。
我通常把画板放在下面我的膝上，不让证人看见。如果证人 看到作画的过程,注意力就会回到眼前的事情和任务上来，大脑就 浮回到意识领域，而这个领域里只有受到破坏的形象。把画板放 在一个较低的、不显眼的位置，见证人几乎看不见它,画像的事看 起来和眼前的对话不相干,也很不重要。当然，这都是假设事情进 行得顺利。
在凯特面前,这样行不通。
我理解她的失望——完全理解。事实上，我完全同意她的看 法。我在行动组的会议上听到过別人讨论她的一些话。我在她的 位置上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相当赞赏她闭关自守保护自己免受进 一步伤害的能力。凯特十二岁，像一个发育良好的三十五岁的人。 我把画板从腿上拿起来放到桌子上，把椅子往后拉了一下,好像我 们结束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纸上什么都没有。
“凯特，你知道吗? ”我俯向前看着她的眼睛，接着小声说如 果我是你，如果我的经历有你经历的一半糟糕……? ”我真诚地说， “如果我脑中有那个肖像……?”她摆弄着她的小牌子，眼睛从我身 上移开，对我的语调暗示着什么很疑惑。我继续往下说，“不要误 会，”我向前靠得更近，声音放得更低’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她深色的眼睛睁大了,把自制的牌子啪地放下，叫道是的! 因为每次我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我在撒谎! ”
我们最后有了共鸣,她不过是想要别人重视她。她的经历是 真实的,她只需要别人相信她,听她讲。我们好像是去掉了即将喷 发的闸阀上的压力，她态度马上缓和下来，细节一点点地出现，她 记忆里始终都有的带走波莉的那个人的脸终于落到纸上。
三个小时以后,我走下她家前面的台阶，带着的画像和流通中 的那张非常不同。凯特把我送到车旁，和我拥别。
我们开车去帕特拉摩警察局的路上，戈登大声抱怨，“狗杂 种!”因为他们没有拍下凯特和我拥别的情景。摄制组的人员当 时正在打吨，落下了这一幕。“你结束时为什么不来告诉我?” 他问。
“对不起，戈登!这是临时发生的，不是事先计划的。”我笑他 这样期望我，“我不能事先递给你一个条子。帮帮忙,我是说,我不 是凯西•里。”
他们在警察局后门把我放下。行动组指挥部一片奇怪的 寂静。
帕特•帕克斯上尉先说话有没有收获?”帕克斯看起来像 伦•霍华德®，有雀斑，金色的睫毛几乎看不出来，直率外露—— 一副非权威的样子。•我马上喜欢他了。
“我认为是这样，”我告诉他，“但在和第二个女孩谈过话、并决 定用哪幅画像之前,不想给别人看任何东西。”
这是事情的一部分:我不综合画像，我自己根据谈话时的感觉 决定哪个人的记忆最有可能是完整的，应该用哪幅画像。我认为 一定要把每个人的回忆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根据我自己的一些 规则来判断可信度。
“好的,”他说，“接下来，我们要设法把你送去采访第二个见证 人，找一辆没有标记的车来，把你藏在车底板躲过新闻媒体。”
按计划安排我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采访吉莉安。她哥哥在 家，还有一个叫阿瑟的极大的狗，乱哄哄的,她家里根本不是我们 需要的安静环境。新闻媒体整个上午都在追着警察局问我们的行 踪，后者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瞒住这一点。我在门厅等着时，一个看 起来很疲惫的联邦调查局女探员趾高气扬地从走廊走过来，自我 介绍说她在案发当天晚上访谈过波莉和吉莉安。
“和那个孩子谈得怎么样?”她问。
“你是说和凯特?不错，我认为那个上午很有收获。”
她脑袋往后一扬，笑了，满嘴闪亮的补牙，衬着她朴素的灰 衬衫。
“哦，好，因为我确实吓唬过她——”她说后几个字时下巴斜 着，脑袋前后摇动，“我什么屁东西也没得到,我为那个小婊子浪费 了一整天时间。”
我觉得双颊开始发烫，她吓唬过她?小婊子?这个孩子感受 的内疚一般十二岁的孩子甚至想也想不出;她觉得自己在那场灾 难中本可以做点儿什么，因此过着梦魇一样的生活;她的生活被搅 乱了——这就是她和警察局的人会面时碰到的态度?
怪不得凯特不说!
警察们受的训练就是要怀疑，要注意话中的漏洞。这对付嫌 疑犯当然很好，但对见证人这样做无疑是毁灭性的。我正在处理 灾难发生后的事情。
帕克斯上尉已经准备好去采访第二个见证人。摄影机和记者 们等在警察局大门口，已为我们按预定出发时经过前门作好准备， 我们的车没有任何标记,经过警察局大门的时候没人发现,我贴近 汽车底板蹲着。
帕克斯大声笑起来。我们转到帕特拉摩大街时，他说，“你现 在可以起来了。”这时他从车后镜里看到新闻媒体的一辆蓝色的车 正迅速接近我们。
“噢，不,看过‘旧金山的街道’吗?”他问好，系好安全带。我 们被跟踪了。”说着，他把油门踏板踩到最大限度。
我们在车辆中疾驶,转过许多拐角，在一个匹萨饼店旁两个轮 子着地，接着穿过一个居民区。帕克斯有在自家地盘上的优势，我 们成功地甩掉了他们。但是，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时，发现 那辆蓝色的车正在路口对过面对着我们。帕克斯像一个孩子一样 尖叫了一声，我们又加速往前，这次我们到社区活动中心之前就甩 掉了他们。
探员们在门口迎接我，吉莉安和她的妈妈黛安已经等在里 面了。
环境不错，我想。蓝色的长桌子，横条百叶窗，淡蓝色的地毯， 但是吉莉安的情况有些棘手，她疯疯傻傻，和凯特内省的性情完全 相反。
“看，妈妈，我的鱼在扑腾扑腾跳，”她叫着，躺到地板上，像一 条离开了水的鱼一样肢体乱动。接着她在桌子下面从一头爬到另 一头，要别人看着墙上钟表的秒针计时间。
焦虑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3我曾经访谈过一个在居民区的 抢劫案中刚亲眼看着丈夫的脑袋被炸掉的妇女，整个谈话过程中 她一直在歇斯底里地笑,“歇斯底里”这个词很重要。笑和眼泪只 是一步之遥。无论什么方式的感情宣泄都能帮我们找到需要的嫌 疑犯形象。
门口有人轻轻敲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门嘎地开了，戈登 站在那里,看起来有点孤零失落。
“你们为什么跑那么快呢? ”他问。
我怎么知道对摄影人员的通用政策会临时变化呢?新来的摄 影人员开的是一辆蓝色的车，不是我们习惯了的那辆白色的。帕 克斯上尉和我在帕特拉摩偏僻街道上开起了高速赛车，结果是甩 开了我们自己的人。
我把注意力转向吉莉安，这小女孩和她妈妈的关系很特别，我 想让她妈妈和我们待在一起也许更好。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 好问事的家里人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对母女关系没 有这方面的迹象，她们显然是朋友。
我每隔二十到三十分钟插入一个问题，并确保对方回答这个 问题时不受任何限制。否则,我可能就在语言上暗示了证人。如 果我不得不用什么描述词,我就用相反方向一个程度相当的词抵 消它的效果。
甚至声音方面的变化也很重要。如果我在一个问句的某一点
上音调比较高，不管这个高音落在其中哪一点上，证人就会偏向我 强调的那个词。一个简单的上升语调的句子比一个降调的句子更 有“吸弓丨力”，一个犯罪受害者因为受到的创伤而抑郁，潜意识里会 寻求任何形式的放松。
但是，朋友，在吉莉安这儿很难。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个十 二岁的孩子。两个小时后她妈妈要求休息一下时，我眼前的纸几 乎还是空白。把握会谈的势头和节奏很关键，但是，眼前是我自己 需要对方多给我些信息。
这事实上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尽管吉莉安所在的位置观察 罪犯更有利，我从她那儿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
十四小时之内，我画的东西要在国家电台上播放。我精疲力 竭,深深感到这种压力。我低下头，肩膀因为长时间绷紧而酸痛。 是祈求“大恩”的时候了，我不经常这么做——从不轻易这么做。 我感到眼睛刺痛,泪水涌出来。
“尊敬的上帝，我要的不多，”我静静地祈祷，“我们还是不知道 波莉在什么地方，吉莉安是她还活着时我们找到她的最后一线希 望。绑架人的脸在她面前出现过，在这对瞳孔面前出现过。她在 现场。求求你，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找到这个形象。用我的胳 膊,用我的手，请利用我找到这个形象。如果这个小女孩曾经有过 一点严肃的想法，请帮她现在严肃起来。帮我用这笔尖画出那张 脸。我在请求你，不，我在乞求你。”我头埋在两个胳膊里肌在空画 板上，用袖子擦干了面颊。
她们回来时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坐起来开始工作。这次吉莉 安安静地坐着,思想集中清楚，回答问题细节清楚。我需要的信息 一出现，我就用铅笔在纸上迅速画下来。
鼻梁的中间宽度比较大。
眼睛下面有皱纹。
聋拉着的眼睑。
头发粗糙，有波浪。
眉毛围着眼窝长的样子。
额头上、两眼间的皱纹。
一边脸上有个凹陷,另一边没有。
下嘴唇比上嘴唇丰满。
所有能辨认出一张脸的特征，她都回忆出来了。这张新画像 上的脸不模式化，这张脸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有了这个人的肖像。她回忆出来的形象像放在盘里的黑 白胶卷,轻轻摇晃，上面的形象就清楚起来。
一切都好了,该看看吉莉安怎么说了。画像必须表现真人大 小的一个独特形象，就像印到见证人记忆中的那样。证人看到嫌 疑犯时，大脑接受的是一个整体形象，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不 是分项记忆的。并没有把一张脸分为几个部分——把眼睛放在眼 睛这一栏里,嘴唇放在嘴唇栏里，鼻子放在鼻子栏里。
让大脑分几项来记忆信息，就像警察用“面部特征表”绘制画 像,是在要求大脑以一种它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工作。
为避免记忆中的形象被扭曲，按照大脑实际工作的方式操作 很关键。这就像我们把一个圆塞子从一个圆洞里拉出来,不让它 打弯，也不改变它的形状,才能完整地恢复见证人看到的那个形 象。这也是为什么画像要首先给见证人看，这样她可以把眼前的 形象和记忆里的形象相比较。
我把素描给证人看的时候，证人已经恢复完整的、非常清新的 记忆，没有受任何后来的信息的影响。画像“展示”给见证人一次 只能一小会儿，这样不管它离见证人多近,都能把眼前的画像对脑 中实际形象的影响减少到最小。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见证 人的记忆。因为见证人不会再有机会摄人原来的记忆内容——嫌 疑犯不可能回来。
让证人看一眼画像可以刺激证人记忆起新的细微内容，因为 画像已经和脑子中的形象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以前所看到的形象 和我们绘制的画像之间的任何不同都会很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根 60 据她的评判，最后一步是要对画像做细微调整，使它和实际上回忆 起来的完全一致。
吉莉安很快得出了结论。
“是，就是他。好了，妈妈，我们回家吗?”她漫不经心又确定。 但是,她反应得太快了些。我害怕听到这些话。我不想让她走。 我需要她的任何一丁点信息，她一走就没有下面的机会了。但是 她满意了。我也只能放弃进一步的机会。几分钟之内，她们 走了。
我蜷缩到会议桌上，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低声说:“感谢
你，上帝。”
我脸上还未收起放松了的表情，摩尔森探员就走进来了，他拉 了一把椅子坐下。他看着细致入微的画像，摇了摇头，和原来的那 张那么不同。“你——是怎么做的?”
极度疲劳使我无法说出任何形式的外交辞令。我慢慢转过发 痛的身体，对他摇了摇头。
“马克，你知道，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的。”
第二天早上，即10月13日的上午,美国广播公司所有的新闻 报道都安排在早上七点钟，一个小时后面向全国发布那张肖像。 我在宾馆大厅里看见了从洛杉矶赶来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才女”萨 拉•珀塞尔和现场监制黛比•阿尔波特，我们匆忙调制了一杯咖 啡喝,接着乘一辆出租车去警察局。
天还没有完全亮,早晨迅疾的微风裹着雨，记者们巳经等在 房外的凉棚下了。电视台的摄影机围绕着房间，中间都是新闻 记者，一个台子因为无线设备和前面有线话筒的重量几乎要塌 下来。
请求你，让这张画像对的吧，我低声含糊地说。我在门里面等 着，紧靠着门口。我们一大早介绍情况时，摩尔森探员和行动组听 到我那么相信女孩子们的诚实都深深松了一 口气。我确信她们说
的是实话，从一开始就在讲实话。她们的眼神、声音和叙述，没有 任何东西让我认为任何一个孩子的任何一句话是假话。
公众发言人0 • J •柯恩斯(这是他第一天威胁我说我妨碍执 行公务后，我给他取的绰号)和我一起等着要我们走上去的信号。 我们走到前面的麦克风后，和特别助理侦探主管摩尔森和警察局 长站在一起。
几句介绍之后,摩尔森探员把新画像亮了出来。空中无数照 相机闪光灯的闪亮交织在一起，混合着记者们的叫声，整个国家第 一次看到绑架波莉的人放大后的肖像。
I日金山联邦调查局探员，特别助理侦探主管摩尔森，宣布 发布波莉•克莱斯案件嫌疑犯的新画像,这是重新采访 见证人时绘制的。对嫌疑犯的特征做了一些修改，其中 身高减少到五英尺十英寸，去掉了头箍，隨反面部特征 也有所改动。
向新闻媒体发布嫌疑犯新画像之前，伊娃•尼科尔斯,波莉. 克莱斯的妈妈,在焦急地进一步收集信息。
“博伊兰女士，博伊兰女士，”他们一起问道，“头箍呢?”
我的心收紧了。喔，我的天，我忘记了头箍!我心里一个趔 趄，头箍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一个人或者是一直带着 它或者是不带。邻居或雇员能根据这个特征提供线索，如果他们 知道某个人有带头箍的习惯。这不是一个次要问题，前些日子搜 寻嫌疑犯的过程中，报界一直强调这一点。我浑身一阵发热，但接 着停下来了。没有头箍。我意识到答案多么简单，镇静下来。
“没有头箍，”我回答道,“我开始做这项工作时就没想模仿第 一幅画像，我只想把女孩子们记忆里确实有的东西画下来，我可以 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有头箍。”
绑架人也没有六英尺三英寸，对这一点我同样肯定，为了扩大 覆盖面我把这一指标改成了五英尺十英寸到六英尺三英寸。把高 度定为六英尺三英寸太具体了。这个高度没有把女孩们抬头看这 个她们害怕的男人时的心理感受考虑进去，也没把她们当时所处 的位置考虑进去。
但是我不能去掉第一幅画像中的身高上限，否则辩方律师可 能会利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案件及其证人的不可信,并说他们 提供的信息互相矛盾。有时要把原来的内容包含在新画像里确实 不容易，但是考虑到辩方律师可能会如何行动很重要。尽管有不 利因素，尽管见证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高度，我只得把六英尺三 英寸留在这里。
新画像发布后，调查工作的气氛立即不一样了，变得积极活 跃。不再怀疑女孩子们的话了，警察和这几个家庭之间的敌对情 绪消失了,大家最后终于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寻找波莉。埃迪•弗 雷尔是圣罗莎来的联邦警察局探员，听说原来有人骂女孩子们是 “小婊子”，业余时间开车到吉莉安和凯特家里去，给她们两人带去 了动物玩具和玫瑰,为先前对她们的误会和行为向她们道歉。
第二幅画像的发布也激发了新闻媒体近乎疯狂的热情。
由于志愿者们加入进来，画像的传播量打破了以前所有的记 录。从加拿大边境到墨西哥国界的货车停车处、收费厅，从东海岸 到西海岸的机场推拉门上，都可以看到这张画像。据报道仅仅因 特网就发送了约两亿张嫌疑犯新画像。
伊娃说出了每个人的想法如果我们能让足够多的人知道， 我们就能把她找回来。”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大家都不敢在伊 娃的话后面加上“活着”两个字。
我在波莉•克莱斯案件中心的日子里，忙于调査案件线索，按 照联邦警察局的指示，接受媒体的采访,促使报界不断报道新画 像，往家里给罗伯特打电话说抱歉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把一个偏僻的小房间改成了新闻媒体的接待中心，日程 安排得满满的。全国重要的新闻记者来过,外国记者也来过。参 议员黛安娜•范斯坦、芭芭拉•博克瑟和摄影人员也顺便来访过。
《美国最大通缉犯》每周报道波莉案件的进展情况。
女演员威诺娜•赖德主动慷慨地又拿出二十万美元作为波莉 安全回来的奖励。波莉的理想是当一个女演员，威诺娜也在波莉 就读的帕特拉摩中学读过书，波莉像威诺娜一样在这里的舞台上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练习过表演。
休•刘易斯的音乐会和《新闻》也为追查凶手筹钱。只要能把 波莉找回家，任何人几乎没有不愿意做的事^
联邦警察局圣路易斯办公室打电话请我离开帕特拉摩去那 里，他们正在搜寻一个系列杀人犯，希望我为他们绘制一幅嫌疑犯 画像。波莉失踪期间人们怀疑这个人杀了两个十二岁的女孩。我 告诉马克•克莱斯——波莉的父亲——我因为另一个儿童绑架案 要走开，告诉他这个案子里受害的孩子们已经找到,但，她们巳经 死了。
马克•克莱斯在搜寻中心点燃了蜡烛，搜寻波莉期间由儿童志愿者们组成的夜间析祷成了一种仪式。
“为什么?”他叫道，他的两只拳头砸在办公室墙上。“上帝,珍 妮,为什么十二岁对于这个国家的小女孩是这么一个他妈的危险 年龄呢?”
我不能回答他。
在联邦警察局给我打电话一个星期前，圣路易斯一个快餐店 里的服务员把一个标有数字序号的，一包大得不同寻常的食物从 窗口递给了一个顾客。她注意到，这个顾客仔仔细细看了贴在快 餐窗口上的缉拿传单。那张传单的内容是缉拿一个月内谋杀两个 女孩的凶手。
发现第一个十二岁孩子尸体的犯罪现场附近，有一个被踩过 的有数字序号的袋子，来自同一家快餐店。受害者胃里的食物证 明凶手曾经让她在某个地方待过一阵子，让她活过这么些天需要 大量的食物。
快餐店的服务员见到这个人有一星期之久了，他仅仅可能和 凶杀案有关，并且她只是对他匆匆一瞥。
见证人和这个人打交道时没有受到任何创伤，正是创伤和激 动把人物形象印到脑子里的。如果要记住日常活动的每个细节， 大脑里就会塞满各种资料。大脑只是把所见事情的一部分纳入长 期记忆，只有那些对它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它才能清晰地记住其中 细节。
联邦调査局的特别探员主管詹姆斯•纳尔逊仍然想追查每一 个可能的线索，不管线索多小。一个新探员在出口处接到我，我们 走了相当长一段路才走出机场，这期间他向我介绍了案件的具体 情况。
我听着，但我的注意力被拉向机场报摊和书店上一排排的 杂志，他的声音微弱下去甚至消失了。每一次转身，每一个我 看到的地方，都能看到波莉•汉娜•克莱斯温柔的棕色的 眼睛。
国内十几家杂志报道 波莉•克莱斯“骇人听 闻的綁架”，《百姓周刊》是其中之一。
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视里记者招待会上发布圣路易斯案件画 像的声音吵醒。通宵的采访使我到现在仍然昏昏沉沉，我跌跌撞 撞地走到旅馆房间的洗涤槽旁，揉揉眼睛，拧开牙膏弄皱了的 盖子。
电视上的声音单调地响着我们请你们到这里来是要发 布……谋杀案……的画像……”
阴沉的天空下，探员主管正对着无数的新闻媒体人士和麦克 风讲话。我转向右边拿洗发液,没有。我又到橱子里找,也没有。 我又揉了揉眼睛，晃醒了自己。
我忘记了我在哪个城市了,也忘记了是哪个探员主管在讲话。 天气、声音、罪行、旅馆、疲惫、恐惧,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一样的恐 惧。城市的名字变了。只是孩子们的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