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人格的形成之病态与完美
马斯洛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人只要任何一个基本需要受到挫折就可以把他想象为病人。一个健康者根本上就是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的。如果一个人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如果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我们还必须公正地正视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此，马斯洛定义了一个明确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受挫折的人应该被看作病人，而且这种基本需要的挫折完全由这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完全源于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因此，我们就该这样给良好或健康的社会下定义：它通过满足人的所有基本需要来允许人的最高意图出现。
如果上述论点看起来还不突出或比较模糊，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交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出现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马斯洛指出，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心满意足过，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他指出这是需要满足引起的病态人格，但令他奇怪的是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了这一长期被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他觉得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这无疑是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铁的事实，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通事漫不经心.往往是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换言之，就是变得相对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
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思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被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勿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斯洛指出，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是很有意义的。
马斯洛指出，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使人类一再陷人荒谬的境地。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的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们仍可能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
马斯洛认为，所谓适应良好的人格的概念实际上是为成长和进步树了—个低矮的标杆。公牛、奴隶、甚至机器人都可以具备这种良好适应的能力。
儿童的超我通常表现出担心产生恐惧、担心受惩罚、失去爱、遭遗弃，对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爱的基础上，在使他人欢乐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狂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
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的行为更多地由真理、逻辑、正义、现实、公正、合理、美和是非感决定，而较少受焦虑、恐惧、不安全感、内疚、惭愧等心理所左右。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并不保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与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团套和悲剧.他们几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马斯洛特第一类人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是实际的而且可用的。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了“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那么，人怎样才能无私?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超越?从哪里获取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
当然，对于积极心理学最明显，最适当的研究对象应是心理健康(也包括审美健康、观念健康、身体健康等)的人，但积极心理学更强调对于健全的人的研究，如那些有安全感、自信心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精神愉悦的，内心平和的，富于激情的，慷慨善良的人，以及那些创造者、圣徒、英雄、强人、天才等。
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如善良、良知、助人为乐、宽容、友好、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优秀品格?
我们积累了许多病理学的词汇，但有关健康和超越方面的词汇却少得可拎。
被剥夺和焦虑感有一定的积极后果。对于正义和非正义原则的研究是必要的.对于自我约束原则的研究也同样是必要的。自我约束原则产生于同现实的接触，产生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的过程中。
对于个性和个体化的研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个性差异)，我们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移人、文化同化)?
什么行为是对事业的献身?什么力量导致人们忠诚地将自身奉献于一项超越自我的事业或使命?
满足、快乐、乎和、沉静的人格。
自我实现者的兴趣、价值观、态度和选择不是建立在相对的，外在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他们生活在稳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而不是生活在毫无价值观念的机器人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时髦、一时的风尚、他人的意见、模仿、建议、威望。)
自我实现的人有较高的焦虑和忍受焦虑感的能力，也有较强烈的内疚、惭愧、矛盾的感受。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个问题，看作常出错误的事件来研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欢乐，兴奋的源泉，是享受的机会，常常被视为近似瘟疫的青年人的问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