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据我们所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影响和劝导的基本原则的人。虽然他确实说过人是社会性动物,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表这一论点的人。而且,他可能也不是第一个对这一论点的真实感到惊叹不已,而同时又对该论点的平庸和空洞感到迷惑不解的人。诚然,人是社会性动物,但许多动物从蜜蜂、蚂蚁到猴子、类人猿也都有某种“社会性”。
 
  那么,人是“社会性动物”这句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一看具体事例吧:
 
  一个叫萨姆的大学生和他的四个同学,正在收看一个总统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的电视节目。萨姆对他印象很好。这位态度诚恳的竞选人比起他的对手来更让萨姆喜欢,因为此人很诚实。演说结束后,另一个同学认为这个竞选人很令人讨厌简直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而更喜欢与之竞争的那个候选人。其他三位同学马上表示赞成这个意见。萨姆有些为难了,最后只好嘟嘟囔囔地对同学说:“我想,也许他的诚实还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程度。”
 
  一位二年级教师向全班学生提问:“6,9,4和11的总和是多少?”坐在第三排的一个男孩想了几秒钟,试着举起了手。被老师叫起来后,他迟疑地回答:“是30吧?”老师点点头,向他笑了笑说:“很好,特德。”然后把一个金星贴在他的前额上。教师又问全班:“7,4,8,3和10的总的总和是多少?”特德立刻跳起来喊道:“32”。
 
  一个四岁女孩在生日那天得到了一件礼物,这是个玩具鼓,她敲了几下以后,便把它扔到一旁,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再摸一下。一天,一位朋友来做客,他刚拿起鼓想玩,突然“小主人”从他手里把鼓夺过来,连续玩个不停,好像这个鼓从来就是她最心爱的玩具一样。
 
  一个十岁女孩每天都要吃两碗麦精(一种杂粮精做的食品。译者注),因为这种食品曾受到一个奥林匹克十项全能冠军的赞赏。而且,这位冠军说自己所以在体育方面有成就,就是由于吃了这种特殊牌子的麦精的缘故。
 
  一位一直生活在蒙大拿州某小城市的杂货店老板,从未接触过真正的、活着的黑人,但他却“知道”“黑人无能、懒惰而且性欲旺盛”。
 
  查理是个高中学生,最近迁居到一个新城市。过去他一向受人喜爱,可现在再也不受欢迎了。校内同学对他虽彬彬有礼,但并不十分友好。他感到孤独、不安,感到自己不能引人注目。一天午饭时,他发现同桌吃饭的是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个姑娘热情、漂亮、聪明、活泼。查理对她很是赞赏、梦寐以求,几个星期来,一直想跟她说上几句话。另一个姑娘并不迷人,但后来查理却不再注意那个他梦寐以求的活泼姑娘,而开始与第二个姑娘热切地交谈起来。
 
  1970年,在反对东南亚战争的示威游行中,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被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员开枪打死。这件惨案发生以后,一位来自俄亥俄州肯特市的中学女教师发表见解说,这四名大学生的死是罪有应得的。虽然她清楚地知道,这四名学生中至少有两名在枪击发生时正平静地步行穿过校园,而未参加示威游行,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留长头发、衣服肮脏或赤足的人,出现在肯特这样的城市的大街上,就该被枪毙。
 
  当吉姆·琼斯牧师发出命令后,在圭亚那人民圣殿教营地的九百多名成员立刻聚集在他面前。他知道议会调查团的一些成员已遭暗杀,琼斯顿的独立和神圣尊严很快将遭到亵渎、破坏。于是他宣布:现在是死亡的时刻了!大桶大桶的毒药备好了,人群中只有一些零散、微弱的反抗行动和喊叫声,父母们把致命的毒药混合物喂给孩子,然后自己也吃下,手挽着手躺下,等待死亡。
 
  1997年3月26日,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为“天堂之门”的邪教团体的39名成员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兰科圣塔非一幢豪华的别墅里。他们是集体自杀而死的。几个星期以前,这个团体的几名成员曾在一家专卖店购买了一架价格不菲的高功率的望远镜,说是要更好地观看哈雷波普慧星和那艘随慧星旅行的太空船。他们“相信”那艘太空船是来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向新生活的。几天以后,那几个人回到专卖店,退还了望远镜,并礼貌地要求把钱退给他们。
 
  专卖店经理问他们是不是望远镜有什么毛病,那几个人暗示说望远镜有毛病:“我们看到了慧星,但没发现有任何东西跟着它。”
 
  玛丽刚满九岁。生日那天,她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个正在小炉灶前烤面包、做饭的玩具娃娃。玛丽的父母之所以送她这件礼物,是由于玛丽对做饭好像很感兴趣。她常常帮助妈妈摆好饭菜、准备食物和打扫房间。“这不是奇怪嘛!”玛丽的父亲说,“怎么刚九岁就想操持家务了?女孩子一定是在遗传上就带有‘家务’基因。
 
  那些热衷于妇女解放的人,真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
 
  我的男朋友乔治·伍兹是个黑人。20世纪40年代,当我和他在马萨诸塞州一起长大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是“黑孩子”,在白人面前感到低人一等。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很多,白人社会把他当作下等人看待对他有直接影响,同时还有许多压力间接影响着他。那时,乔治的娱乐活动是打开收音机收听《阿莫斯与安迪》。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黑人被描绘成愚笨、懒惰、无知的稚童,活像一群驯养的乖顺动物。在电影里,黑人角色无疑是由白人扮演的,乔治看到的是刻板化的“黑人”形象,他们往往是司机或其他奴仆。其标准情节是,一个黑人陪伴着白人主角进入一个经常闹鬼的房子,在房子里听到了奇怪的、不吉祥的声音。这时镜头上是一张“黑人”脸的特写,眼睛因恐惧而睁大,尖声喊叫着:“快跑啊!”还没有来得及把房门打开就撞门冲出去。我们可以设想,当乔治与白人在一起的时候,看到这类电影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虽然不公平和歧视仍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组成部分,但乔治·伍兹的孩子毕竟是生长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不必面对乔治早年所面对的那种情境了。大众传播工具所描绘的黑人不再只是奴仆。
 
  而且随着对非洲血统的美洲人的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及热情的高涨,以黑为荣的现象出现了。社会影响乔治子女的方式与影响乔治本人的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
 
  尽管事物在变化,但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向着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因此自满起来。1936年8月30日,在西班牙内战中,一架飞机轰炸了马德里,有人受伤但无人死亡。
 
  全世界都为人口稠密的城市受到轰炸而震惊。遍布世界的报纸表达了公民们对这一事件的普遍担忧和义愤。然而,仅仅在九年之后,美国飞机在长崎和广岛投放了原子弹,十多万人死亡,成千上万人经受着伤残的痛苦。
 
  此后不久,一个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5%的美国人认为不该使用这种武器。令人惊讶的是,竟有22.7%的美国人认为,在日本投降之前,应该使用更多的核武器。显然,在这九年里发生了一些影响公众舆论的变化。
 
  定义什么是社会心理学?其定义几乎像社会心理学家的人数一样多。用客观事例来界定其范围可能比一一列举这些定义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上述那些事例全都是社会心理学情境的例证。其情境虽然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因素——社会影响。萨姆的朋友们对总统竞选人的见解,影响了萨姆的判断(或者至少影响了他对这个判断的公开陈述)。老师给予的奖励影响了特德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速度和气势。四岁女孩好像突然发现自己的玩具鼓很吸引人,这是由于无意中受了朋友兴趣的影响。但是奥运会冠军对我们那个吃麦精孩子的影响,却远非是无意的,相反是故意诱导孩子说服她母亲去买这种食品。查利不理睬自己所梦想的姑娘,几乎肯定与他担心被拒绝、他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更可能被那个姑娘拒绝的推想有关。蒙大拿州的小店店主肯定不是头脑里生来就有一个刻板化的“黑人”形象,这种形象是某些人以某种方式灌输到他头脑中去的。俄亥俄州肯特市的中学女教师,究竟怎样变得相信无辜者的死是罪有应得的,这倒是一个使人惶惑而恐惧的问题。现在,我们姑且简单地说,她的看法可能与她间接参与这桩大学的惨案有关。琼斯顿惨案提出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即什么力量使得父母们去毒死自己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希望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能够对这个问题提供部分见解与答案。至于小玛丽和她的做饭玩具,这个问题倒可以理解。也许正像玛丽的父亲所说的那样,“家务”是遗传的,但更可能是从幼儿期开始的。每当玛丽对类似烹调、缝纫和打扮这种“女人”的事情表示感兴趣时,总是得到鼓励和奖励。而当她对足球、拳击和化学表示感兴趣时,则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也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玛丽的弟弟对“家务”感兴趣,就得不到这种生日礼物。同样,像总感到自己比同伴低一等的青年乔治那样,大众传播已使玛丽的自我意象定型了。在其自我意象中,妇女往往担任社会鼓励她们担任的角色,如家庭主妇、秘书、护士、教师等,大众传播很少把妇女描绘成生化专家、大学教授或商行总经理。若把乔治伍兹和他的孩子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少数种族成员的自我意象是能够改变的,这些变化能影响大众传媒和一般人态度的变化,而大众传媒和一般人态度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自我意象的变化。美国人对1945年使用原子弹的看法就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上文里的关键词汇是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这是我们对社会心理学下的工作定义,即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对别人的信念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试图从这个定义来理解上述事例中所描绘的许多现象。人是怎样受影响的?为什么会接受影响?
 
  换言之,这影响究竟是什么?增加或减少社会影响效果的变因是什么?这些影响的效果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那些变因能增加或减少社会影响效果的长久性吗?是否同样的原则既适合于俄亥俄州肯特市中学教师的态度,又适合于小女孩对玩具鼓的偏爱?一个人怎样才能喜欢另一个人,喜欢赛车和某种牌子的麦精是否具有同样的心理过程?一个人对一个民族或种族集团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与喜爱的形成过程相同(只是方向相反)呢,还是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心理过程?
 
  许多人对这些问题都颇感兴趣,许多人对这些问题都颇感兴趣,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因为大多数人一生中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别人交往——受别人影响、影响别人、别人使你高兴和气恼,所以大多数人对社会行为产生假说就是很自然的了。许多业余社会心理学家乐于验证这些假说,而这些“验证”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那种严肃性和公正性。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与多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相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常识往往是以经过时间检验的敏锐观察为基础的。
 
  事实上,当你读到本书中的实验时,你可能常常会想:“这太显而易见了——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来发现这些简单的事实呢?”我们做这些实验是有一些原因的,尽管实验结果并不惊人。首先,我们都容易受后见之明偏见(hindsight bias)的影响。
 
  这种现象是指当人们知道某一既定事件的结果时,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对该事件的预测能力。例如,有研究表明,在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当人们被问及本来认为哪位候选人会获胜时,他们通常都坚信自己要选的就是当前获胜者,尽管在选举的前一天他们的预测几乎都没这么准确。同样,一旦我们已经了解了某个实验结果,该结果总是显得比本来更容易被预见。
 
  然而,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来然而,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来验证假设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要验证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真理的东西;因为许多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会被严格的研究证明为是谬误。例如:好像很有理由假设,因某一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可能会憎恨这一行为。但当科学地研究这一问题时,发现结果恰恰相反:受到轻微惩罚的人,才不喜欢那种被禁止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却表现出对被禁止行为的喜好有点增加。同样,许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如果我们无意中听到某人背后说我们的好话就会喜欢这个人,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这一点是无疑的。但如果无意中听到某人对我们的评价不光是讲好话,我们甚至会更喜欢这个人,这点也是无疑的。本书将详细论述这种现象。
 
  在力求了解人的社会行为时,专业社会心理学家比多数业余社会心理学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他不仅和业余的社会心理学家一样,可以从仔细观察入手来进行研究,而且能远远超出这一点。他无需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以便从中观察人是如何反应的;相反,他也可以人为地使这些事件发生,也就是说可以进行实验。在实验中大多数人受到特殊条件的支配(如严厉的惩罚和轻微的惩罚、无意中听到好话或好坏兼有的话)。并且,专业社会心理学家可以使其他条件都相等而研究所要研究的条件。因此,他可以在大量更精确的资料基础上作出结论,这些资料比业余社会心理学家所能得到的要精确和广泛得多。业余社会心理学家只能靠观察那些在复杂环境中随机发生的事件来作结论。
 
  事实上,本书提供的所有资料都有实验根据。因此,读者了解社会心理学实验包括哪些方面,了解从事这类工作的利弊、它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以及令人兴奋、为难和痛心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了解实验方法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了解本书所提供的实质性材料的基础。因此,把“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心理学”一章放在本书的最后,读者在继续阅读前(在钻研实质性资料前想先了解技术性的东西)或随便读到某一章时,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先读最后一章。
 
  行为古怪的人不一定都是疯子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情境。有时,这些自然情境会对人们形成一种压力,使他们以某种可被轻易地归为变态的行为方式来行动。我们说的“人们”是指大多数人。依我看,把这些人归为精神病患者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人类行为的了解。更有用的是要努力了解造成这种行为的情境的性质与过程。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阿伦森的第一个定律:行为古怪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疯子。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那个俄亥俄州的中学教师认为,四名肯特州立大学学生的死是罪有应得的。我想,有这种看法的绝不只她一人。虽然所有持这种看法的人都可能患有精神病,但我严肃地怀疑这一点,也怀疑把他们这样归类是否能提高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同样,在肯特惨案发生以后,谣言说那死去的姑娘已有身孕——于是她们的死便成了一件好事——而且,她们都很肮脏,身上长满了虱子,以至验尸时太平间的看守都觉得恶心了。
 
  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假的。但依当然,这些谣言都是假的。但依照詹姆斯米切纳的观点,这些谣言会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难道所有相信和传播这些谣言的人都是疯子?在本书的后一部分我们要考察产生这种行为的过程——在适当的社会心理条件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这种过程的影响。
 
  我以前的一名学生爱伦·伯斯蔡德曾注意到,人们往往给过失者冠以诸如“疯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称来解释他们的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从而把他们从“好”人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为其行为烦恼了,因为它和好人无关。在伯斯蔡德看来,这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容易使我们对产生不愉快行为的情境压力无动于衷,而且会导致我们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用一套测验诊断谁是骗子、谁是虐待狂、谁是贪污犯和疯子。这样,社会活动就简化为:把这些人辨别出来并把他们送入适当的机构。当然,我并不是说精神病人不存在,也不是说不应当把精神病人送进医院,更不是说面对同样强大的社会压力,每个人都会做出绝对一样的疯狂反应来。再强调一下,我所说的是,一些情境变因会使许多“正常”人以极不适当的方式来行动。努力了解这些产生不良行为的变因和过程才是至关重要的。
 
  举例说明可能更好些。让我们想举例说明可能更好些。让我们想一想监狱的看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许多人可能认为,监狱的看守是粗暴、冷漠、不通人情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残酷、专横、虐待狂式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认为,有些人所以去当看守是因为当看守可以相对不受惩罚地实施残酷行为。对监狱里的犯人,又是怎样描述的呢?是反叛型的还是驯服型的?无论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具体形象如何,关键在于那里已经有了形象——大多数人相信,犯人和看守在性格和个性方面与我们一般人相当不同。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请你不要十分肯定。在一个戏剧性的研究中,菲利普齐姆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他把一组心智正常、发育成熟、情绪稳定、知识丰富的年轻人带进这所“监狱”,扔一块硬币,按正反面决定出一半人当犯人,另一半人当看守。他们就这样生活了六天。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看看齐姆巴多的描述吧:
 
  到了第六天末,我们不得不关闭这所模拟监狱了,因为所见情景令人害怕。对我们或大多数被试验人来说,已经不能确定出他们在什么时候结束了自我而开始进入了角色。大多数被试验人确实成了“犯人”或“看守”,已不能分清自我和所扮演的角色。其行为、思想和情感各方面都有显着的变化。不到一周,关押监禁的经验就(暂时地)抹杀了一生的学习。人的价值观瓦解了,自我概念面临挑战。人类本性中病态的、最丑陋、最恶劣的方面显露出来了。我们所以感到恐惧,是因为看到了有些年轻人(“看守”)把另一些年轻人(“  犯人当作最可恶的动物看待,以对别人施加残暴为乐。另一些年轻人(“犯人,,)变成了奴隶般的、失去人性的机器人,他们所想的只是逃跑、幸存及对看守的加倍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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