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喜欢、爱与人际敏感性

  在本书的前面,我描述了几种实验室里和现实世界中的情景,在这些情景中人们对他人的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提到了一些事件,如人们眼见别人被杀害却毫无帮助之心;人们漫不经心地走过一位拖着伤腿躺在第五大街人行道上的妇女身边;人们清楚地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位妇女从椅子上摔下受了伤,甚至不问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我还描绘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中人们明显地在加深别人遭受的严重痛苦;很多人盲目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甚至在一个人痛苦尖叫、猛烈砸门乞求出去,最后变得死寂无声时,还继续对他发出强烈的电击。最后,我们看到人们是怎样由恐惧、仇恨和偏见,而互相歧视,互相侵犯自由甚至互相残杀的。
 
  讲完这所有的事件后,我曾问:
 
  有无办法减少攻击行为并鼓励人们对别人的幸福负责?在本章里,我将更正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引起一个人喜爱另一个人的因素是什么?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第一个业余社会心理学家(他当时一定还住在山洞里)无疑想知道,怎样做才能使邻近山洞的人更喜欢他或不讨厌他,或者至少能使他避免被人用木棒砸到头上。如果邻居表现出攻击行为,他也会呲出牙齿以此警告邻居他是不好惹的,并可能从对手腿上咬下一大块肉。根据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  这种简单地表示动作在进化的过程中是很成功的。呲牙咧嘴的动作(现在人们称之为一种笑)逐渐发展为社会习惯——一种使别人不伤害自己或许甚至更喜爱自己的方法。
 
  几千年后,人们仍然在思考着吸引的前提——怎样行动能使邻座、邻居或邻国人更喜爱我们,至少避免让他们压制、摧毁我们。对吸引我们的原因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我曾问我的朋友们,为什么对一些伙伴比对另一些伙伴更喜爱,得到的回答是十分广泛的,各式各样的。最典型的回答是:人们最喜爱(1)那些信仰和利益与自己相同的人;(2)那些有技术、有能力和有才干的人;(3)那些具有令人愉快或“令人崇拜”的品质的人,如忠诚、通情达理、诚实和善良等;(4)那些反过来也喜爱自己的人。
 
  这些理由很有道理,它们与戴尔·卡内基在一本书里写给人们的忠告相一致。这本书有个令人寒心的操纵性的题目:《怎样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尽管这个题目不好,但这本有关人际关系之诀窍的书似乎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所以,毫不奇怪它一直是最畅销书之一。美国人似乎非常重视受人喜爱和给人留下好印象。在1940-1950年间,对中学生进行的一系列民意测验表明,学生们最关心的是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并且他们无法抵抗的渴望是让人们更喜欢他们。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关心和愿望在最近几十年内有所改变。在同辈人具有重要意义的青年时期,这种关心可能达到了最大的程度。但是,受别人喜爱的这种愿望并不局限于美国青年。人们普遍在探寻着取悦他人的普遍公式。卡内基的书被译成35种文字,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读这本书。
 
  卡内基的忠告极其简单:如果你希望某人喜欢你,就要露出笑脸,装出你很喜欢他的样子,对他所感兴趣的事,你要装出也很感兴趣的样子,“慷慨地赞扬他”,并且总是欣然同意他的意见。是这样吗?这些策略有效吗?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确有效,特别是在结识交往的初期。来自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的资料表明:
 
  具有令人愉快的特征的人和具有令人不愉快的特征的人相比,我们更喜前者;  赞同我们的人和不赞同我们的人相比,我们更喜爱前者;喜爱我们的人与不喜爱我们的人相比,我们更喜欢前者;同我们合作的人与同我们竞争的人相比,我们也更喜欢前者;那些赞扬我们的人与批评我们的人相比,我们尤其喜爱前者等等。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的这些方面可概括为一点:我们喜爱那些只需要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就能为我们提供最大酬赏的人。
 
  *大家应该注意到,当代理论家不同意达尔文关于笑的起源的观点。
 
  他们认为,笑起源时并不是作为攻击的信号,而是作为一种谦恭的信号以预防或阻止具有统治地位的、强大的人的攻击。
 
  在吸引问题上,一般的酬赏理论应用的范围极广。它能使我们对下面的事实做出解释:比起那些不好看的人,我们更喜欢漂亮的人,因为漂亮人给我们带来了“美”的酬赏。同时,这一理论还能使我们预言,我们将喜欢那些观点与我们相同的人,因为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他们会给我们的观点提供一致的根据,也就是说能使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对我们的酬赏。
 
  此外,我们在前一章里学过,消除偏见和敌意的一个方法是,使个体处于互相合作而不互相竞争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就是合作导致吸引。这样,不管环境是马扎福谢里夫实验中的夏令营,还是我和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中的一间教室,  只要人们花一定时间相互合作,互相间的吸引一定会有所增长。从定义来看,合作行为显然是酬赏——一个同我们合作的人会帮助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给我们提出建议,与我们分担重任。
 
  一般的酬赏一代价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种人类的吸引,但不是全部,因为世界并非那样简单。例如:根据吸引的酬赏一代价理论,我们可以猜想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会喜爱住在附近的邻 居,因为与住得远的人相比,我们只需走很短的路就可用更少的代价得到同样的酬赏。的确,人们在附近常比远处有更多的朋友,但这并非意味着只有客观上的接近才使人们相互吸引。客观上的接近只能使人们更易互相结识,一旦相互了解,往往会相互喜爱。然而正如本书的前面所指出的,人们也喜爱那些自己曾为之受过痛苦的人或事。例如:回忆一下我和贾德森米尔斯一起做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发现,那些为了加入某一团体而不惜经受一次不愉快仪式考验的人,比起那些只花很少努力和时间就加入了这一团体的人更喜爱这个团体。在这里酬赏是什么呢?是减少痛苦吗?是减少不协调吗?酬赏是怎样和团体联结起来的呢?这些尚不清楚。
 
  此外,只知道哪些东西是酬赏并不一定有助于我们预测或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例如:我们在第二、第三和第五章里分析了人为什么从众以及人为什么改变态度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几种原因:为了获得赞扬、受到喜爱和避免受人嘲笑;为了认同自己所尊敬、崇拜的人;为了使自己正确;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解。所有这些或者对人具有某种意义,或者能使人有一种好的感觉,或者既有意义又有好的感觉,因而这些行为都可被称作酬赏。但简单地给它们贴上酬赏这个标签往往会掩盖它们之间在性质上具有重大差异的事实。尽管要使自己正确的愿望和避免受人嘲笑的愿望在实现时都能使人感到满足,但人们用以实现这些愿望的行为却往往具有相反的性质。例如:在判断直线的长度时,一个人可能为了避免受嘲笑而遵从了团体的压力,但此人也可能为了使自己正确而违背其他团体成员的一致意见。用“酬赏”一词代表这两种行为不能加深我们对事情的了解。对社会心理学家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确定人们采取这种或那种行为方式的条件。随着我们对人际吸引的一些研究,这一点将越来越清楚。
 
  赞扬和善意行为的效用前边提到,戴尔卡内基曾建议我们要“慷慨地赞扬”别人。这样做很有意义,因为称赞老师的思想或称赞雇员的努力能使我们“赢得朋友”。
 
  确实,很多实验显示,我们通常更喜欢那些给予我们肯定的评价的人胜于那些给予我们否定评价的人。但它总是那样有效吗?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吧。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批评可能比表扬更有用。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大学的新教员,正在给一班研究生讲解你自己建立的一个理论。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总是点头、微笑,看上去正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讲演结束时,他走上来赞扬你是一个天才,说他从未听过如此卓越的理论。当然,听到这些话你一定很高兴。但一个学生在你讲课时,她偶尔摇摇头、皱皱眉,后来她走过来告诉你说,你的理论中有几个地方讲不通,并且详细具体地指出了这几个地方,口气中还带有几分轻蔑之意。那天晚上,你反复思索所讲的内容,意识到第二个学生讲的话虽有些过分并且不十分精确,但确实含有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使你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几个假设,最后导致你进一步对自己的理论作了重要的修改。这两个人你更喜欢哪一个?说不准。虽然赞扬很明显是酬赏,但引起你改进理论的不同意见也可能带有它自己的酬赏。在这一点上,我无法预言这两种行为对你而言哪一种是更大的酬赏,所以不能确定你更喜欢哪个学生。
 
  与赞扬和批评相关的效用就更为复杂了——也更为有趣。一些研究表明,在其他所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只要评价者不是在对我们做出评价,通常一个否定的评价会使我们对评价者的钦佩有所增长。在一个实验里,特雷洛艾玛拜尔要求大学生们阅读选自《纽约时报》书评版两篇关于小说的评论文章。这两篇评论文章在体裁和写作的质量上都很相似——但是一篇极受欢迎,另一篇却极不受欢迎。
 
  学生们认为持否定态度的评论家比持肯定态度的评论家更有智慧,更有竞争力和更为专业——但不那么讨人喜欢!
 
  让我们再举个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赞扬者的动机问题。假如南希是位工程师,她出色地设计了一套图纸,上司说:“南希,干得好!”这句话几乎肯定能起到酬赏的作用。南希对上司的喜爱也会因此而有所增加。但是,假设南希第二天放假,她草率地设计了一套图纸(她自己也知道图纸设计得不好),上司走过来用同样的声调说出同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还能起到酬赏作用吗?我不能肯定。南希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上司即使在拙劣的工作面前也试图给予鼓励并表现得和蔼可亲。由于上司这种体谅人的表现,南希可能更喜爱他。这种喜爱甚至胜过她实际上工作得很好时对上司的喜爱。但另一方面,南希也可能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司在挖苦人、戏弄人、不诚实、不懂好坏,以上司自居、勾引别人或者太愚蠢。其中任何一项都能使南希对他的喜爱有所减少。既然酬赏的定义不明确,一般的酬赏一代价理论当然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价值。而且当情况越来越复杂时,我们发现这种一般概念的价值会越来越小,因为只要提供酬赏的社会背景有一丝变化就能使“酬赏”变为惩罚。
 
  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喜欢受赞扬并且往往喜爱“赞扬者”,但人们不喜欢受人操纵。如果赞扬太慷慨,看起来毫无根据或(最重要的)赞扬者本人可从阿谀奉承中获利,那么赞扬者就不会得到别人的特殊喜爱。在这个问题上,爱德华琼斯及其学生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一个典型的实验里,被试人是一些年轻妇女,实验者逐个接见她们,一个助手在旁观看,然后助手对每个妇女进行评价。这些评价是事先准备好的,使一些妇女听到肯定的评价,使另一些妇女听到否定的评价,还有些妇女听到既不否定又不肯定的评价。
 
  在一种实验条件下,让被试人(指妇女)认为评价者别有用心,即事先告诉被试人:评价者是个研究生,她需要被试人为其实验服务,她要请被试人自愿参加她的实验。结果表明,赞扬被试人的评价者与给被试人否定评价的评价者相比,被试人更喜欢前者但对于别有用心的赞扬者她们的喜爱程度急剧下降,因为正如琼斯所说的,“拍马对你有某种好处!”但并非总是有好处。
 
  同样,我们也喜爱给我们好处的人,善意行为可被看做酬赏,我们往往喜爱给予我们这种酬赏的人。例如:海伦霍尔詹宁斯的一个经典研究表明,在少年教养院的女孩子中,为别人服务最多的人具体说就是那些参加有意义的新活动并帮助其他女孩子也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对助人者的喜爱甚至能扩展到别人无意中给予我们帮助的情境中。艾伯特和伯尼斯洛特在对儿童进行的一个实验里证明了这一点。把儿童分为三人一组,玩一种选择道路的游戏。那些十分幸运地选择安全道路的孩子可获胜,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失败。实际上,孩子们要单行纵列走在假设的地雷区里,那里的地雷即使爆炸过也仍然有效。如果领路的孩子选错了路,就被“炸死了”(不能再玩了)。队伍里的第二个孩子必然会选择另一条路。那些碰巧选择了正确道路的头头带领着其他队员顺利完成了游戏。结果表明,受到奖励(安全达到目的地)的孩子比未达目的地的孩子,对队友表现出的喜爱要大(当然队友在帮助他们得到奖励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简言之,我们对于为我们的胜利做过贡献的人,比未做过贡献的人更加喜爱——即使前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意图。
 
  但是,就像对赞扬我们的人一样,我们并非总是喜爱给我们好处的人。具体地说,我们不喜爱那样的人,他们的帮助看来好像附有一些绳索,这些绳索对接受者的自由是一种威胁。如果送给别人礼物时要求别人回赠,人们就不喜欢接受这种礼物。
 
  同样,人们不喜欢接受那些想从中获利的人所给予的好处。前面我曾提到一个例子:如果你是教师,也许愿意接受学生送来的礼物。但如果一个学习成绩处于及格边缘的学生,在你正要给他评定学期论文之前送给你一件贵重的礼物,你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杰克布雷姆和安科尔的一个实验有力地支持了这个推论,  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请大学生们参加一项研究工作(实验者把它说得十分重要),在研究中他们将对另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做出评价。当每个被试人正等待着实验开始时,这“另一个人(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请求离开房间片刻。在一种条件下,他一会儿就回来了,重入旧座;在另一种条件下,他带两瓶可口可乐回来了——一瓶给自己,一瓶给被试人。接着,助手要求每个被试人帮助他完成一项枯燥的任务。非常有趣的是,未得到可口可乐的学生比得到的学生更有可能去帮助他。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恩惠和选择不是普遍的酬赏。对一只饥饿的老鼠或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一碗米饭就是一种奖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给予的,也不管在白天或黑夜、冬天还是夏天,它都是一种酬赏。这就是说:这种酬赏是“跨情境的”。而赞扬、恩惠等却不是跨情境的:它们是否能起酬赏作用取决于情境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中有些是非常微妙的。的确,我们已看到过,赞扬和帮助有时能使赞扬者或帮助者更无吸引力,还不如闭上嘴巴或老老实实地把手放在衣袋里呢!戴尔卡内基的忠告并非总是有效的。如果你希望某人喜欢你,把恩惠作为讨好的手段,那是十分冒险的。
 
  让某人给你以帮助,是增加你的吸引力的更可靠的方法。回忆一下第四章描述的,我们称做“为残酷行为辩解”的现象。简单地说,我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造成伤害,他就贬低被害者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们还分析了这种辩解过程是怎样从相反方向起作用的:“诱人步步陷入”的技术使人们在给出一个小的帮助之后,更愿意给出大的帮助。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帮助别人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我们帮助了别人,就会说服自己去相信接受帮助者是吸引人的、可爱的、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帮助行为是正当的。事实上,人们会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为山姆这么卖力(或花这么多钱或其他什么)呢?因为山姆是位相当好的人!
 
  这种观念本身并不新奇,它似乎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常识。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在1869年曾写到:“我们并不因人们给我们的恩惠而喜爱他们,而是因我们给予了他们恩惠。”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36年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术。当时富兰克林受到宾夕法尼亚州立法部门某个成员的政治对抗及明显的敌视态度的困扰,因而他立志要博得这个成员的欢心。
 
  ……我并不……对他奴隶般地崇拜以求得到他的欢心。相反,过一段时间后,我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听说他的图书馆里藏有一本非常珍贵、令人好奇的书,我给他写了一个条子,表示我要读这本书的愿望,并要求他帮个忙把这本书借给我读几天。他立即把书寄来了。大约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他,而且又写了一张字条表示我万分感激的心情。后来,当我们在众议院相遇时,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攀谈(以前他从未这样做过)。此后,他向我表示,他愿意随时为我效劳,这样我们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这件事证明了我听到过的一句古老格言:“曾帮助过你的人比你曾帮助过的人更乐于帮助你。”
 
  本杰明·富兰克林为自己这一方法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但他的成功是由于这一方法,还是由于他富于魅力的个性,并不十分清楚。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严格控制的实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一经历发生了约230年后,乔恩杰克和戴维兰迪在一个更巧妙、更严格控制的实验中检验了富兰克林的这个观点。。在这个实验中,学生们要完成一项概念形成的任务,这项任务使他们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实验结束后,实验者向三分之一的被试人解释说他为这一实验动用了自己的储蓄,现在钱用完了——这意味着他要被迫停止实验。他问:“你们是否愿意把得到的钱再还给我,作为对我的一种特殊帮助?”另三分之一的被试人不是被试验者而是被系里的秘书叫去,他问被试人是否能把钱还回来,作为对只剩下不多的心理学系研究基金的特殊帮助。其余的被试人不要求他们归还得到的钱。最后要求所有被试人填写一份问卷,其中一栏是对实验者的评价。那些被哄骗给实验者以特殊帮助的被试人,更认为实验者有吸引力——他们已使自己想象实验者是一位值得帮助的可靠的人。
 
  梅尔文·勒纳和卡洛琳·西蒙斯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该实验中让各组被试人观察一个学生。作为学习实验的一部分,该学生要受到一系列电击。观察一会儿后,让一些组的被试人投票(秘密地)决定“受害者”是否还继续受到电击。未让其他组的被试人对这一过程进行投票。所有投票的被试人确实都投票赞成停止电击,但只有一些投票组达到了停止电击的目的,其他投票组均未顺利达到这一目的。结果,那些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被试人,比那些未投票的被试人和投了票却无效果的被试人,更明显地认为受害者有魅力、吸引人。
 
  由此看来,你帮助某人会增加你对他的喜爱,但前提是你付出的努力必须得到成功。
 
  个人特征如我已提到过的,有些个人特征在决定一个人被别人喜爱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往往喜爱诚实、有才干、有见识、有能力的人。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进行——让人们描绘一下他们所喜爱的人和不喜爱的人具有什么特征。在这种研究中很难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是我们喜爱那些具有令人愉快的特征的人呢?还是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朋友们都具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特征呢?这两个方面可能互为因果关系。
 
  要确立具有某些好的个人特征的人是否比其他人更令人喜爱,不能只满足于民意测验,而有必要在控制条件下检验这个关系。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严密检验最重要的两个特征:能力和外貌吸引力。
 
  能力似乎很明显,当其他条件都相等似乎很明显,当其他条件都相等时,一个人越有能力,人们就越喜爱他。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有一种要使自己正确的需要。如果我们周围都是非常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我们就更有可能正确、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在这一章里将要学到,决定人际吸引的因素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不可能总是用简单的词句就能表达清楚。至于能力,在研究文献中有许多与此截然相反的资料表明,在解决问题的实验小组里,那些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最会出好主意的组员往往不是最受喜爱的人。怎样解释这一截然相反的结果呢?一种可能是,尽管我们喜欢周围都是有能力的人,但有非凡能力的人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人看上去似乎是不可接近的、远离我们的超人。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更喜爱那些难免犯错误的人。例如:一个人是位出色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着名的篮球运动员和十分讲究衣着的人,如果他偶尔算错一个数字、投空一个球或领带上带着油点出现在公共场合,那我就会更加喜欢他。
 
  大约40年前,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时,碰巧看到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些惊人的资料:1961年约翰肯尼迪任总统时,他准备在猪湾侵略古巴的企图流产以后,他个人的声誉实际上大大提高了。这一事实令人惊异,因为这个侵略企图是大错特错的,以至人们当时立即把它称为(现在人们仍普遍认为它是)“猪湾惨败”。怎样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这一事实是这样:一位总统犯了我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到那时为止是最大的),而且像奇迹似的,人们为此却更加喜欢他了。为什么?一种可能就是,肯尼迪以前可能“过于完美”了。1961年,肯尼迪的个人声誉极高,他几乎成了所有故事书中的主角。的确,他的政府被称作卡梅洛特(传说中,六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宫殿所在地。译者注)。肯尼迪年轻、英俊、机敏、诙谐、有魅力、有强健的体魄;他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学者、一位畅销书作家、一位政治策略家、战争英雄、一个从不抱怨肉体痛苦的意志坚强的人;他有一位有才华而又美丽的妻子(她会说好几门外语),有两个惹人喜爱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有才智的团结友爱的家庭。一些证据(如他对一个重大错误所负的主要责任)表明,他也难免要犯错误,这些证据可以使他在公众看来更接近于普通人,因此他更受到公众的喜爱。这仅是几种可能的解释之一,而且(正如读者现在早已了解的那样)现实世界不是检验这种假设的场合。在现实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任何一件都有可能使肯尼迪的声誉增加。例如:惨败发生后,肯尼迪总统并未尽力替自己开脱或推卸责任;相反,他却勇敢地承担起那个错误的全部责任。这种无私的行动也可能使他在公众看来更有吸引力。表明能力非凡的人也会犯错误的证据可以使此人更受喜爱,为验证这一命题需要做实验。实验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消除或控制了多余变量(如无私和承担责任),因此它使我们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影响。
 
  我与本·威勒曼和乔安瓦·弗洛德一起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受试人为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准备好四个人的讲话录音,让每个被试人听其中的一个。这四个人是:1)几乎为完人;2)一个犯错误的完人;3)一个平庸的人;4)一个犯过错误的平庸的人。在准备的过程中告诉每个受试人,他将听到一个人的讲话录音,这个人是大学生智力测验节目的应试者。然后被试人要根据对他的印象和他看上去的可爱程度等对他进行评价。每个录音包括一个应试者(四人之一)与主试者之间的谈话和一组由主试人提出的难度很大的问题,这组问题与“大学生智力测试”电视节目里常问的问题相似。在一个录音里,应试人员表现得很有才能的确,他看上去相当完美,正确地回答了92%的问题,并且在测试的主体过程中,当问及他在中学的活动时,他谦虚地承认他是一个受尊敬的学生,年鉴编辑,田径队队员。在另一个录音里,应试者(实际上还是那个演员用同样的语调)表现得能力平平:他仅答对了30%的问题,并且在测试中,他承认他在中学时成绩一般,曾是年鉴的校对员,曾试图参加田径队但失败了。在另外两个录音里(一个是能力超凡的人,另一个是能力平庸的人),录音里的人犯了一个令人发窘的错误: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笨拙地将一杯咖啡洒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一犯错误动作在录音里是用声音表现的,包括混乱声和杯子的铿锵声,挪动椅子声和此人的烦恼声:  天哪!
 
  我把咖啡洒到新衣服上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条件,这个“洒咖啡事件”被录制成两份,一个接在“超人”的录音带后,另一个接在“庸人”的录音带后。这给我们提供了四种实验条件:1)犯了错误的有超凡能力的人;2)未犯错误的有超凡能力的人;3)犯了错误的平庸的人;4)未犯错误的平庸的人。
 
  犯了错误的超凡的人被视为最有吸引力的人;犯同样错误的庸人被认为最无吸引力;完美的人(未犯错误)的吸引力居第二位;平庸的人(未犯错误)处于第三位。明显地,洒咖啡的动作本身不具有吸引力。尽管它使一个完美的人多了一个惹人喜爱的方面,使他更具有吸引力,它也使一个平庸的人更显得平庸,并且使他更缺乏吸引力。该实验提供了支持我们论点的有力证据,即能力非凡可以使人富有吸引力,难免犯错误的证据使其吸引力又增加了一层,这一发现被称为犯错误效应(pratfalleffect)。
 
  更为复杂的实验使这一发现又进了一步。基本说来,当观察者(被试人)感到录音里的人对自己有一种暗含的竞争威胁时,“犯错误效应”最为明显。凯杜克斯做了一个实验证明,。犯错误效应最适用于男性。她发现在自己的研究里大多数男性更喜爱犯错误的能力非凡的男人;妇女往往表现得喜爱无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而不考虑此人是男是女。同样,我和我的同事也发现,有中等程度自尊心的男性更喜欢犯了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自尊心低的男性(他们明显地感到自己无能力与录音上的人竞争)更喜爱那些没有错误的能力非凡的人。应该强调的是:绝大部分的人,无论其自尊心如何,都不大喜欢能力平庸的人。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过一件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因而我想就这个问题再多说几句。70年代初,当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声誉达到最高点时,他听从司法部长的建议,要把两名非常一般的中级法院的法官提拔到联邦最高法院而没有成功。为了替这两名被提拔的人辩护,参议员罗曼鲁斯卡争辩(我认为他是很严肃地)说,虽然这两个人确实很一般,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一般公民需要在最高法院里有他们自己的代表。重复一遍,我们的资料不支持这种观点,这是很清楚的。
 
  外貌的吸引力设想你初次赴约。晚会就要结束了,你在考虑自己是否想再次和这个人约会。你的同伴的哪一种特质将是最重要的呢?是温暖?敏感性?聪明才智?还是同情心?是好的相貌吗?
 
  你猜对了!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笑并说这个问题太荒唐。我们不希望这是真的。
 
  我们情愿相信美丽是肤浅的,并且是决定喜爱程度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同时,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为什么诸如外貌的吸引力之类的东西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并且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呢?的确,当我们问及人们对他们可能的约会者的期望时,大多数的大学生们把“外貌的吸引力”这条列在了清单的底部。但是我恐怕这仅仅显示了学生们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因为,在对他们的实际行为的研究中,大学生们(在人口上具有普遍性)完全被另一人的外貌吸引力所影响了。例如,在伊莱恩沃尔斯特和她的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里,  用计算机随机地分配明尼苏达大学的男女学生,让他们进行初次的会面。事先对他们做一套人格测验,看哪些特征能决定他们是否相互喜爱?是他们的才智、男人气质、女人气质、支配能力、温顺、依赖性、独立性或态度相似的程度吗?都不是。决定一对人是否互相喜爱并重复约会的关键因素是其外貌的吸引力。如果一个英俊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人相配,他们最乐于再次会面。
 
  这种普遍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初次约会。格雷格里·怀特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年轻恋人之间的长期关系。像沃尔斯特及其同伴们一样,怀特发现外貌的吸引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中,决定这种关系是否具有保持下去可能性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些恋人们的吸引力是否相似。确实,在这些恋人们开始约会大约9个月之后,那些在外貌吸引力程度上相匹配的比那些在外貌吸引力程度上相差较大的恋人们感情更深。
 
  从这些对约会的恋人们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外貌吸引力在决定谁会长期喜欢谁或短期喜欢谁时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且,这些研究显示,至少在美国,存在着外貌吸引力的显着的文化标准。大部分的此类研究已在美国做出。评价者在判断一个人的外貌吸引力时是没有困难的。并且评价者们相互间达成共识——这样,做出的等级的评定就高度的可靠了。而且,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人们的外貌吸引力不仅帮助我们预测是否一些人想和另一些人约会,它还能影响很多事件的归因。例如,在一次研究中,卡雷戴恩和她的同事给大学生们看三个学生的照片:一个有外貌吸引力,一个相貌一般,第三个无吸引力。她们请被试人在27种人格特质上做出评价,并要求被试人预测这三个人未来是否幸福。结果,最合人心意的、最幸福的预言都安在外貌有吸引力的人身上。无论是男人评价男人,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还是女人评价女人,结果均如此。
 
  大多数的人都同意那些所谓的漂亮的人同时拥有外貌吸引力和与之相随的人格特质。就此你会感到惊讶吗?也许不会。从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里我们就学到:一个对美的特殊定义与美德相关联。沃特迪士尼的电影和儿童读物的作者已经教育了我们,像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睡美人这样温柔和迷人的女主角,以及那些追求并得到她们喜爱的王子们,他们看上去都很像。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秀气的鼻子、大眼睛、轮廓分明的嘴唇、无瑕的皮肤以及苗条健美的身材。他们看上去都像芭比和肯那样的洋娃娃。的确,芭比和肯那样的玩具娃娃也有这些特点!那么,人们又是怎样描绘那些邪恶的继母、继姐妹、巨人、矮人和王后们的呢?并且,电视也提供了这些文化上的标准。那些符合美国人关于美的刻板印象的演员们要经过精挑细选才能被选出来在流行的电视肥皂剧和黄金时段里扮演男女主角。然后就是电视广告。任何一个长时间观看电视的人都会面对一些持续不断的观念的灌输,这些灌输是为了销售“瓶装美丽”的观念。香波、护肤液、除味剂、牙膏所有的这些都由于某种理念的提升而被销售。
 
  这种理念就是:这些产品可以使我们美丽、可爱,并且取得最终的成功。节目肯定会对自己产生影响。例如,在一个实验中,让一些16到18岁间的年轻姑娘们有系统地观看15个电视广告。
 
  这些广告把美丽的组合高度评价这些广告把美丽的组合高度评价为具有影响力的特质。而让另一个控制组的姑娘们观看15个与美丽无关的电视广告。一段时间之后,让所有受试的年轻姑娘们给10个重要的特质排序——它们是性感的外观,聪明才智,一张漂亮的脸以及勤奋等等。那些观看了关于美的广告的年轻姑娘比受控组的姑娘们更倾向于把与美有关的特质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我们讨论的一个补充是:美丽的文化标准在早期就已被习得。如果我们通过看故事书里的图画,或是沃特迪士尼的电影,或是看电视来学习什么是美的话,那么我们可得出结论,即使是小孩子也会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并且事实就是这样。在一个令人吃惊的研究里,卡雷戴恩和艾伦伯斯蔡德发现,  甚至早在幼儿园时期,孩子们对同伴的外貌吸引力就有反应。在他们的研究里,戴恩和伯斯蔡德首先让一些独立的判断者(研究生们)对幼儿园孩子的外貌吸引力作出评价。然后他们确定在孩子中谁喜欢谁。他们发现外貌吸引力是相当重要的。在男孩子的身上得到了最清楚的结果:有吸引力的男孩比无吸引力的男孩更受其他孩子的喜爱。此外,孩子们还认为无吸引力的男孩比有吸引力的同伴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当问孩子们哪个同学曾“吓唬过他们”时,他们说的往往都是无吸引力的男孩。
 
  当然,也有可能那些相貌普通的男孩确实攻击性更强,更爱吓唬人。在这次研究里,研究者并没有观察这些幼儿园孩子的实际行为,所以他们没法测试这种可能性。
 
  但是,还有单独的证据表明,人们往往对有吸引力的孩子责备较少而不考虑事实如何。这个资料来自卡雷戴恩的另一个研究。戴恩要求妇女们检查几个关于扰乱课堂秩序的报告,这些报告像是教师写的。在每一份报告后都附有一张据说是领头捣乱的孩子的照片。在一些情况下,照片上是个很吸引人的男孩或女孩;在另一些情况下,照片上是个无吸引力的男孩或女孩。妇女们往往更多地批评、指责无吸引力的男孩或女孩,并且推断,扰乱课堂秩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然而,当照片上的孩子很吸引人时,这些妇女往往就原谅他(或她)的捣乱行为。正如其中一位妇女说的:“她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但她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她的恶作剧??不要看得太重。
 
  ”当用同样的词语把一个无吸引力的女孩描绘成同一情景下的捣乱分子时,典型的反应是:“我看这孩子一定很调皮,她大概是老师的一块心病。说不定她在找碴儿和同伴儿打架?    .总之,她实在成问题。”这样,看起来我们倾向于毫不犹豫地给予有吸引力的孩子们以肯定。他们不好的行为被看做是可被原谅的由于情境的特殊方面或他人或一件不幸的事所引起的改变。在另一方面,那些吸引力较小的孩子们,就不那么容易被原谅了;他们的错误行为被视为本性——稳定的消极的个性特征。
 
  也许当发现吸引力在青春期早期与童年和成年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时,任何人都不会惊异。例如,理查德·勒纳和他的同事们发现,  在上学期间,六年级的学生们往往认为他们有外貌吸引力的同学比那吸引力较小的同学更具竞争力。此外,在这个研究中,老师们也落入相同的陷阱。
 
  谈到老师,在其他条件同等时,有外貌吸引力的老师也会比那些缺乏吸引力的同事更受人欢迎。在一次研究中,布鲁斯·汉斯伯格和布林达·卡瓦纳夫发现,    六年级的学生们认为,那些拥有外貌吸引力潜质的老师们比起那些缺乏吸引力的老师来,他们更好、更快乐、更不爱惩罚人,而且更有效率。
 
  同样地,外貌吸引力在商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艾勒·弗瑞芝和她的助手们评定了700多个年轻的成年人的吸引力,  并且追踪了他们被雇用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从他们刚刚获得商务管理的硕士学位开始到这之后的十年之间。结论是很清楚的。对于男人来说,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人的最初的工资会高一些。此外,这种影响力并不随着上司对他们的了解增加而减弱。并且那些有吸引力的男人们在整个十年之间比他们那些吸引力小的同事们持续地拥有更高的工资。对于女人来说,吸引力并不影响她们的初始工资,但在她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开始起作用,并且持续到我们得出研究结论。吸引力用五分制来评定,研究者们计算出每一分大概值2150美元;这样,从理论上讲,如果你做了整形手术并且使你的外貌得分由上升2到4,那么你每年就可以多挣4300美元!
 
  外貌吸引力并不总是单行道。很多年前,我与哈罗德·西格尔合作完成了一个实验,    在其中我们证明了,漂亮的妇女比不好看的妇女对男人的影响更大。在这个实验中,使一位妇女或者显得有吸引力或者显得无吸引力。具体做法是:选择一个天生美丽的妇女,在无吸引力的条件下,让她穿上松松垮垮不合体的衣服,戴上与其肤色极不协调的卷曲金色假发,并使其面色看上去不仅油腻而且很脏。然后,她装扮成一位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去会见几个男大学生。谈话快结束时,她把自己对被试人的个性所做的临床评价发给每个被试人。
 
  半数被试人收到令人高兴的评价,另一半被试人却收到很不好的评价。我们发现,当她装扮得不好看时,男人们似乎不大关心从她那里得到的评价是好是坏;在好与坏的两种情况下,他们喜爱她的程度都是中等的。然而,当她相貌十分漂亮并给被试人好评时,他们很喜爱她;当她给他们的评价不好时,他们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更不喜欢她。有趣的是,尽管那些被漂亮妇女给予了不好评价的男学生们说不喜欢她,他们的确表现出很愿意再来这里,为的是在下次实验中再和她接触。我们猜想,来自一位漂亮妇女的不好的评价对被试者是如何的重要,以至于他们希望有机会再来会面以促使她改变对自己的评价。
 
  在紧接着的实验中,哈罗德·西格尔和南希·奥斯特罗夫证明,人们倾向于帮助漂亮妇女,除非人们怀疑她滥用自己的美貌。让男女大学生读一份犯罪案件的说明,在此案例中被告显然是犯了罪。然后每个被试人要给被告做出自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判断”。结果表明,当被告犯的罪与吸引力无关(盗窃罪)而被告又很吸引人时,判断就宽大得多。当所犯罪行与女被告的吸引力有关(一个诈骗案,被告诱使一个中年单身汉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司投资)而被告又很有吸引力时,判决就严厉得多。
 
  让我们暂停一下并且做次深呼吸。就其本身而言,西格尔一奥斯特罗夫实验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外貌吸引力在影响我们决定方面的力量。
 
  但是,当想到我们的法律系统时,我们究竟应该以多么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资料呢?毕竟,西格尔和奥斯特罗夫并没有测试训练有素的法官,好些实验的受试者只是一些大学生。我们能从这个实验中得出结论,我们的法律系统是有偏见的,以至于外貌吸引力会在判断实际的案件时起作用吗?法官们会像大学生们一样被外表的美丽影响吗?克瑞斯唐斯和菲力浦雷奥斯决定要找出答案。他们仔细调查了由真正的法官们在真实的法庭上所处理案件的罚金和监禁,包括了915个女性被告和1320个男性被告,他们由于或轻或重的罪行而被指控。
 
  研究人员的发现非常有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宽慰。在罪行较轻的案件中,法官们对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男女被告更为宽大,比起那些相对而言没有吸引力的被告们,他们被处以较低的罚金或较短的监禁。但是,在处理实际的重罪犯案件时,外貌的吸引力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答案即为:
 
  即使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法官,他们也有被影响的危险——但是,当罪行很严重时,他们良好的判断力就会战胜这种不相关变因的潜在影响。
 
  一个人的外貌不仅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或受他影响的程度,它还可以改变人们那些与他(或她)有关的人的认识。哈罗德·西格尔和大卫·兰迪的一个实验证明,当一个男人与一位漂亮妇女在一起和与一位不吸引人的妇女在一起时,人们对他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这个研究中,那些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一位异常美丽的妇女身边的受试者比那些看见这个男人坐在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妇女身边的受试者更喜欢这个男人,并且认为他更友好、更自信。
 
  考察这方面的所有研究,似乎可以看出外貌的影响远非是表面的。比起无吸引力的人来,我们会更多地受有吸引力的人的影响,而且往往更喜爱他们,除非我们受到了他们的戏弄。此外,在含有麻烦和混乱的情境中,漂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比一般人能得到更多的有利待遇,从他们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这些资料里令人为难的地方是,这种优惠待遇里很可能埋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种子:我们知道,人们对待一个人的方式影响着此人对自己的认识。
 
  一些支持该现象的证据来自马克斯奈德、伊莉莎白德克尔丹克和艾伦伯斯蔡德所做的一个十分巧妙的实验。假设你是他们实验中的一个被试的男大学生,你自愿参加一个题为“人们怎样相互认识”的研究。你要与另一房间里的一个女生结为一对,表面上看你们俩被安排在“可以进行言语交际”的条件下。虽然你还未看到你的同伴,但你已得到了一份关于她的情况的资料,其中还有一张她的宝丽来快照。当你开始用一个对话装置与她交谈时,你认为照片上的妇女的外貌会影响你对她的印象吗?斯奈德、丹克和伯斯蔡德发现,确实会影响。
 
  读者可能已经猜到,男被试人看到的照片不是真的。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照片上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妇女;其他人看到的则是一位相对不吸引人的妇女。但是这张快照的确有影响。那些自认为与一位漂亮女同伴谈话的被试人比那些自认为与一个不太吸引人的妇女谈话的被试人更认为对方稳重、幽默和善于交际。这并不很让人吃惊。让人吃惊的是:当独立的旁观者们只听妇女方面的谈话时,他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更有魅力的妇女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简言之,那些相信自己正与一位有魅力的妇女谈话的男被试人,使用那样一种态度与她交谈,这种态度诱使她在谈话中要充分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所以,当独立的旁观者们听了她的谈话后,他们认为她比那个被认为不大漂亮的妇女更有吸引力,更自信,更活泼和温和。由此可见,有外貌吸引力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很好”或很可爱,因为人们总是那样看待他们。反过来说,相貌不好看的人可能认为自己“不好”或不可爱,因为人们总是那样对待他甚至在儿童时期也这样。最终人们会与这种自我观念一致,即以与他人最初对待他们的方式一致的方式来行动。
 
  请注意这一点,我们对美貌的讨论绝大部分集中于“视觉”美。但是实际上还有其他种类的美。是我们的视知觉对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施加了一种非常稳定的影响。我们十分重用自己的眼睛,把它当做确定外貌吸引力大小的工具来使用。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我们认为某人漂亮或不好看,往往就把其他特性加在他(或她)身上。例如,漂亮的人容易留给我们更热情、更性感、更令人激动和愉快的形象。本章后面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敏感训练小组。在一些小组里,人们能感受到非视觉体验。例如,其中有一种经历是使人们“闭上眼睛”通过其他感觉互相结识。经过这样的训练后,小组成员普遍报告说,先前的成见戏剧性地减少了。从本质上讲,小组成员发现非视觉情境中几乎没有“不好看的人”。此外,参加者还经常惊异地了解到一些事情,例如,他们通过非视觉接触,感到一个人非常热情、温文尔雅、机智,可“实际上”他却是个满脸粉刺、长相滑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非视觉接触的经验能使人们开始意识到非视觉方面的美,一些由外貌造成的不公平就随之减少。
 
  相似性与吸引力琳出席一个鸡尾酒会,人们把她介绍给苏珊尼。她们只聊了一会儿就发现彼此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例如所得税体制的不平等、理查德尼克松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及文学、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等等。回家之后,琳告诉她丈夫,她很喜欢苏珊尼并且认为她是一个很好、很有才智的人。唐伯恩及其同事做的一系列严格控制的实验多次表明,  对于一个人,如果你了解到他(或她)的观点和你的观点越接近,你就越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观点的一致如此重要呢?
 
  这至少有两个可能:(1)在某个问题上和我们观点相同的人使我们的观点得到了一种社会性的证实——这就是,他们使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正确的”这种感觉,这是一种酬赏,因此我们喜欢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硬币的另一面也许更为重要。特别地,正如米尔顿罗森鲍姆已经提出的那样,我们对避免见到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的渴望比我们对联系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要求要强烈得多。
 
  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错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惩罚。因此我们不喜欢意见不与我们一致的人。
 
  (2)某人在某个实际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我们很可能推论说,此人个性不好,而不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人对那一问题的意见表明他是我们过去曾见过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不道德的蠢人。例如,假设你认为对吸毒者的惩罚过于严厉了。然后你遇上一个妇女,她告诉你应把吸毒者关上几年。接着我走过来问你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你说“:不喜欢。”我能做出下面的结论吗?
 
  (1)你不喜欢她是因为她陈述的观点暗示着你的观点可能是错的;(2)你不喜欢她是因为,根据你的经验来看,赞成对吸毒者严加惩罚的人往往都是那种令人不愉快、不道德、不人道、心胸狭窄、冷酷残忍、庸俗、爱惩罚别人和愚蠢的人。
 
  这两种因素无疑都可以起作用,有些证据表明第二个因素可能不太重要。这些证据来自哈罗德西格尔的一个出色的关于改变宗教信仰的心理效应的研究。西格尔指出,如果一个问题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那么要是他能使一个“反对者”改变意见而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他宁愿要那个“反对者”,而不要一个“同意者”。简言之,西格尔证明,人们喜爱改变观点者甚于喜爱一向忠实于自己观点的人。显然,人们在诱使某人改变观点时,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从而克服了因为此人最初持有某种“可怕”的观点而不喜爱他的倾向。
 
  我们必须在此提到一个补充的因素:我们人类对态度的相似性和喜爱之间的联系非常确信,如果我们喜欢谁,我们将假设他或她的态度会与我们的相似。由此可见,因果关系同时在两方面起作用: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我们喜欢那些态度与我们相似的人;如果我们喜欢某人,我们假设他或她的态度与我们的相似。
 
  喜爱、被喜爱和自尊心还有另一个原因使人们喜爱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研究表明,当我们知道某人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时,我们可能会认为在互相认识以后,他或她会真的喜欢我们。相信这点极其重要,因为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另一个人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这另一个人是否喜欢他。
 
  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当他人喜欢我们时,我们也会喜欢他们。
 
  此外,仅仅是相信某人喜欢你就能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它会持续地增加你和这个人之间的积极的感情。这是如何做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假想你和我在一个晚会上由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引见了之后,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无目的性的交谈。几天以后,你在校园里偶然遇到我们的朋友,他告诉你,在晚会之后,我说了很多赞美你的话。你认为在你和我再次偶然相遇时你会怎样做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对我喜欢你的认识可能会让你喜欢我并且会表现出来让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如果你不知道我喜欢你的话,你就不会有更多的微笑,更敞开的心胸,以及总体上表现出更可爱的态度。你又认为你的行为会如何影响我的举动呢?面对你的热情和可爱的表现,我对你的喜爱会毫无疑问地增长,并且我,作为回报,将会以某种方式向你传达我对你的喜爱,这又使我对你而言更加可爱……就这样继续下去。
 
  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并没有告诉你事实呢?如果我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感情,而他认为一旦我们了解了对方就会强烈地相互喜爱,所以为了使皮球滚动起来,他对你说我喜欢你呢?他策划的(如果是秘密的)计划起作用的机会是什么呢?好的,如果你和我就像吕蓓卡柯蒂思和吉姆米勒实验中的受试人,他的精心设计就能像魔法一样起作用!这些研究者们引导一些受试者们相信另一个受试者喜欢他们,并且让其他受试者相信别的受试者不喜欢他们。在一系列的相互影响下,那些认为被喜爱的个体比那些认为自己不被喜爱的个体举止更加可爱,他们更不封闭自己,不同意见更少,并且总体上表现得更热情,以一种更令人愉悦的态度对待别的受试者的喜爱,而那些认为自己不被喜欢的受试者实际上也不被他人喜欢。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自己或者被喜欢或者不被喜欢的受试者的行为导致了他们的同样的相应的行为记得吗,这些人从未明确地表示过对其他受试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同伴们往往像镜子一样反映与他们组成对的受试者的行为:他们在与“被喜爱”的受试者接触时,比起与“不被喜爱的”受试者接触时表现得更可爱。这些发现再一次证实了早先讨论过的自我实现预测的普遍性:
 
  我们的信念——不论是对是错——在塑造现实时起着潜在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受到喜爱的确能使人心变得更有柔情。并且,我们的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越大,对喜爱我们的人就更加喜爱。在伊莱恩·沃尔斯特(哈特费尔德)的一个吸引人的实验中,女大学生正在等候公布以前做的人格测验的结果时,一位相当和蔼、漂亮、穿着讲究的男青年(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走近她,并且开始同她攀谈起来。这位和蔼的男青年表示喜欢她并约她再次见面。
 
  就在这时,实验者走过来,领女青年走进一间办公室,告诉她测试结果。
 
  半数妇女得到相当的好评,这是为了暂时提高她们的自尊心而故意设计的。其余的人得到的评价很不好,这是为了暂时降低其自尊心而设计的。
 
  最后,作为实验的一部分,要求妇女们把自己对各种人的喜爱程度排成等级,如教师、朋友……“既然还有个空格,把刚才与你一起等候的小伙子写上,你看怎么样?”在人格测验里得到不好的评价的妇女们对自己的男性崇拜者要喜爱得多。简言之,我们喜欢被人喜爱,而且越感到不安全就越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喜爱,因而也越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
 
  这个实验的启示是,感到自己很安全,无所忧虑的人,他们的需求不太强烈,即他们不大可能接受一个邂逅的人的主动表示。正如饥饿的人会吃一切食物而吃得不错的人可能更挑食一样,一个感到不安全的人为减少被别人拒绝的可能,甚至会追求一个不太吸引人的人。这一启示在萨拉·基斯勒和罗德塔·巴拉尔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他们使一些男大学生相信自己在智力成就测验上成绩很好;使另一些男大学生相信自己成绩很不好。然后在中间休息时,实验者和男学生一起去喝咖啡。
 
  当进入咖啡馆时,实验者“认出”一个女学生,她正独坐在桌旁,实验者走过去并把男被试人介绍给她。当然,这个女学生是有意坐在那里的实验助手。一半男被试人所看到的女学生很漂亮,另一半男被试人看到的女学生其貌不扬。研究者观察男被试人所流露出的浪漫情趣的程度,例如他是否请求再和她见面,是否主动为她付咖啡钱,是否询问她的电话号码,是否留她尽量多坐一会儿等等。极有趣的是,那些感到自己安全、相信自己的测验成绩很好的被试人,对“吸引人”的妇女表现出更多的浪漫情趣;那些感到不安全的被试人对“不吸引人的”妇女更多地表现出浪漫情趣。
 
  在一个相关的实验中,齐尔·柯在一个相关的实验中,齐尔·柯如布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自尊心较低的男性更易被传统的妇女吸引,但是自尊心强的男性更易被非传统的妇女吸引,这种妇女表达出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柯如布认为那些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或其他非传统的妇女的反感部分来自于男人的企图,他企图在面对可感知的威胁时支持住自己的自尊。这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妇女比她的传统的同伴更经常地被视为独断的和自立的人。这些特征会威胁到一个自尊心低的男人的控制和独立的感觉。这样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他就会贬损这个非传统的妇女。一个具有高自尊心的男人显然更有安全感并且更不易感到威胁。因此,他就不需要去贬损一个独断的、自立的妇女。
 
  有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自尊心,并且能在人际市场的选择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读者所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外貌吸引力。那些有外貌吸引力的人们往往被他人善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外貌吸引力是怎样影响选择的呢?在齐克鲁宾的一次研究中,  要求一些妇女们完成一份关于选择约会对象的调查问卷,并且暗中评定出她的外貌吸引力。在选择约会对象时,所有妇女都愿意与社会地位高的男人(例如外科医生和律师)约会,而拒绝与社会地位低的男人(如看门人、酒吧间的招待)约会。然而,在判断那些接近中等地位(如电工、图书馆的管理员、管道工人)的男人是否可作为约会对象时,由于妇女的吸引力不同而出现了差异:吸引人的妇女更爱挑剔,她们认为这些男人不能作为约会对象;而那些不太吸引人的妇女却说,她们愿意和这种职业的男人一起出去玩。
 
  相似性与被喜爱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喜爱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又如果我们喜爱那些喜欢自己的人,要是我们得知一个人既同自己观点一致又喜爱我们,我们一定会加倍地喜欢这个人吗?尽管这看上去像是普遍的观念,答案却是否定的。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因素不能相加。我和爱德华琼斯以及林达贝尔所做的一个实验证明,  虽然受到一个观点、价值观与我们相同的人的喜爱是件好事,但受到一个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喜爱则更令人激动。实验中每个女大学生与另一妇女(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进行简短的对话。在谈话中有的被试人发现,这个妇女在一些问题上与自己观点一致,有的被试人发现对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谈话后,让被试人有机会偷听这个妇女与第三者谈话。谈话中这妇女谈了她自己对被试人的感觉。在一种条件下,她表示喜欢被试人;在另一种条件下,她表示不喜欢被试人。这对于被试人对助手的态度有什么影响呢?被试人往往最喜欢那些态度与自己不同却表示喜欢自己的人。因而,尽管我们普遍喜爱与我们态度一致的人,但如果遇到一个观点与我们不同却又喜欢我们的人,我们往往就因此而推断出,此人一定认为我们身上有些独特的东西很有吸引力。简言之,在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人们往往猜想“那个人喜欢我本人不是喜欢我的观点”。因为这种认识是一种特殊的感激,我们就会倾向于更喜欢这个人。
 
  尊敬的增加和减少我们已经看到,受到一个人的喜爱增加了我们喜爱这个人的可能性。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种关系。设想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你初遇到一个年轻妇女并同她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过了一会儿,你对她说要去再斟一杯酒。
 
  回来时,你看到她正背对着你起劲地和另一个人谈论你。你自然会停下来听。显然,她对你的议论会影响你对她的态度。很明显,她此时确实没有其他的动机,甚至不知道你在偷听。
 
  因此,如果她对同伴说,你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喜欢你,她发现你聪明、诙谐、有魅力、和蔼、诚实和开朗。我想这个发现会使你对她的喜爱增长。反之,如果她表示对你没什么印象,不喜欢你,她发现你无才、讨厌、不诚实、愚笨和俗气,我认为这个发现会使你对她的喜爱大打折扣。
 
  至此一切都对。但我确信这对于你来说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你早就知道了这些。听到的好话越多就越喜欢说话人(除非他企图蒙骗人);听到的坏话越多就越不喜欢说话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却不全对。设想,你参加了接踵而来的七个鸡尾酒会。奇迹中的奇迹是,每次都发生同样的事情:你与某人聊了几分钟后就离开了,回来时无意中听到她在谈论你。每次都是她。她遇到你七次。其反应或是一样或是有所变化。我对四种可能性尤感兴趣:
 
  (1)你七次都听到这个人说你如何如何好;(2)七次都听到她说你如何如何不好;(3)头两次她评价你如何不好,但随后,评价逐渐变得好起来,在最后她的评价是好;(4)头两次她对你的评价全是肯定的,但以后逐渐变得否定了,最后的评价是坏。
 
  在哪种情况下这个人最能吸引你呢?
 
  根据喜爱的酬赏一代价理论,你应该在第一种情境下最喜欢她,因为她说的全是好话;在第二种情境下,你最不喜欢她,因为她说的全是坏话。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好话是对你的酬赏,越多越好;坏话是对你的惩罚,越少越好。
 
  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人与人之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的理论,我称它为增一减理论,这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上述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的理论极其简单。它指出,来自另一个人的奖励行为的增加对于个体的影响,比来自那个人的固定不变的奖励对个体的影响更大。由此,如果我们把喜爱作为一种奖励,一个对我们的喜爱逐步增加的人,比一贯喜爱我们的人更令我们喜爱他,即使后者的奖励次数多,情况依然如此。同样,奖励行为的减少比固定不变的惩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一个对我们的尊重逐渐减少的人,比一向不喜爱我们的人更不受我们的喜爱尽管后者的惩罚次数多。再回到鸡尾酒会上来,我预言在“增”的情况下你最喜欢这个人(“增”的情况指,他开始不喜欢你,但后来越来越喜欢你),在“减”的情况下你最不喜欢他(“减”是指他开始喜欢你,而后来渐渐地不喜欢你)。
 
  为了验证我的理论,需要做一个与鸡尾酒会相似的实验,而为了便于控制,我觉得有必要把这许多事件集中在一次实验里。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实验里,被试人必须绝对相信评价他的人完全不知道她在偷听。
 
  这样才能避免被试人在听到评价者说他的好话时怀疑评价者是故意讨好他。这对于实验设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设计实验方法的核心问题是可信性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提供这样一种可信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被试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1)与事先安排好的一位助手相互交谈;(2)偷听这个助手对第三者说出自己的评价; (3)与该助手再谈一次话;(4)再次偷听;(5)再次交谈;(6)再次偷听,如此重复几次。
 
  要提供任何一个掩饰情节都是困难的;要提供一个合情合理,使被试人不产生怀疑的掩饰情节似乎更难办到。但是在达温林德的合作下,我终于设计出了这样一个情境。我们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验设计极其复杂,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读者能看到非常吸引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过程的内幕。因此,我愿意详细地描述这个实验,希望通过它使读者对社会心理学实验所涉及到的一些困难和激动人心的情况有所了解。
 
  当被试人(一个女大学生)来做实验时,实验者向她问好并将她带到观察室,这个观察室通过一扇单向玻璃窗和一个扩音系统可与主实验室联系。实验者对被试人说:“要安排两个妇女,一个做被试人,另一个做实验助手,因为你先到了,你可以当助手。”然后实验者让她等着,自己离开屋子去看另一个妇女是否来了。几分钟后,通过单向玻璃被试人看到实验者带着一个女学生(实际上她才是实验者雇用的助手)进入实验室,并告诉她:“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给你解释实验的做法。”然后又回到观察室,并对真被试人(她以为自己是助手)进行指导。实验者告诉她:“你要帮助我给另一个学生做一次言语条件反应实验,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在谈话中使用某些词,我就给她奖励,这些奖励可以使她增加使用某些词的次数。我的兴趣不在于使她更多地运用我所奖励的这些词,这点我已做过了。我想在这个实验中看看被试人在没有奖励的新情境中是否仍然使用这些词,即当她与另一个对这些词不给予奖励的人谈话时,是否仍旧使用这些词。具体做法是:我尽力使她多用复数名词,每当她说出一个复数名词,我用“唔……唔……好!”给她以奖励。我要搞清的主要问题是,当她和你讲话时,你不奖励她,她是否仍然多次使用复数名词。
 
  你的任务是:    当这个人与我谈话时,你要注意听并记下她使用的复数名词的数量;  )与她进行一系列的谈话(在谈话中不再对使用复数名词予以奖励),以便我能听到并确定她是否已把复数名词的使用普遍化了。
 
  ”实验者又告诉真被试人,她要与实验者轮流和那个女学生谈话(先是真被试人,然后是实验者…….如此反复)每个人都和这个学生谈七次。
 
  实验者向真被试人说清楚,这个实验者向真被试人说清楚,这个女学生(实际是假被试人)必须不知道本实验的目的,以免使结果无效。
 
  实验者解释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一些欺骗的方法。他说,尽管他对使用欺骗方法深感歉意,但告诉“被试人”这一实验是对关于人际吸引的是必要的。(“不要笑,一些心理学家确实对这一套很感兴趣。
 
  ”)他对真被试人说:“我要告诉那个女学生,让她和你谈七次话,在每两次谈话之间,她和你都会受到询问,她受主试者询问,你受另一间屋里的助手的询问,看看你对她和她对你各自形成了什么印象。”实验者还对真被试人说,这个“掩饰情节”使我们得以进行这种言语行为的实验,因为它能使那个女学生相信我们所要进行的步骤。
 
  在实验者与女学生的七次谈话中引进了主要变量。他们谈话时,真被试人在观察室里听他们谈话,并履行职责计算女学生使用复数名词的数量。因为她已经相信在女学生看来这个实验要涉及到对别人的印象,所以实验者请女学生说出她对先同她谈话的那个人(真被试人)的印象是很自然的。这样在实验者与女学生的七次谈话里真被试人亲自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请注意,通过使用一个掩饰情节(“掩饰情节”中又包含一个涉及“人际吸引”的掩饰情节),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未引起被试人的怀疑84名被试人中只有4人对这一过程产生怀疑。
 
  主要实验条件有四个:
 
  (1)肯定助手对被试人的评价全部是肯定的;  (2)否定评价全是否定的;(3)增加前几次的评价是否定的,后几次逐渐变得肯定,最后达到第一种条件的肯定水平;(4)减少前几次的评价全是肯定的,但后几次逐渐变得否定,最后降到第二种条件的否定水平。
 
  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言:被试人在增加条件下对助手的喜爱显着地大于肯定的条件。同样,被试人在减少条件下不喜爱助手的倾向大于否定条件。回想一般的酬赏代价理论,它强调奖励与惩罚的效果是可以简单地算术求和的,从而使人们得出与我们的结果不同的预言。但是我们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是一致的,“增”对喜爱的影响比一系列完全肯定更大“;减”对喜爱的影响比一系列完全否定更大。大约在300年前,哲学家斯宾诺莎可能就有些类似的想法,他看到:
 
  被爱完全战胜的恨转变成爱,这种爱深于先前没有恨的爱。一个人如果爱上一个以前总是痛恨或引起痛苦的东西,他能从这种爱里感到愉快。
 
  因为这种愉快是从消除先前所恨的对象造成的痛苦的努力中得到的,所以就更加愉快。
 
  要使增减效应(gain-losseffect)起作用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构成增减的不仅仅是一系列肯定或否定的陈述,还必须有些东西能表明情感的变化。换言之,如果你认为我很愚蠢,不诚实,后来你又认为我很慷慨、有魅力,根据我的定义——或者斯宾诺沙的定义,这并不能构成“增”。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我很蠢或很不诚实,后来你又表示出你已经改变了看法——你现在认为我很聪明、诚实这才真是“增”,因为它包含了从坏到好的转变,即否定态度和肯定态度的转换。戴维梅蒂及其同事的实验证明了这一区别。
 
  “增”的作用只发生在感情产生明显的变化的时候。第二,态度的转变必须是逐渐的。其原因是,突然转变态度会使被试人莫明其妙并产生怀疑,尤其是在转变的理由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玛丽和萨姆相遇三次之后认为他很笨,但在第四次相遇后就认为他有才智,这种突然的变化一定会引起萨姆的怀疑。反之,逐渐转变态度却可以讲得通,它不会使被试人产生怀疑,因而被试人对他(或她)的评价者的喜爱会有所增加。
 
  爱与亲近直到现在,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直到现在,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因素上,这些因素影响着我们在与某人变得熟识的早期是产生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情。由于第一印象常常会持续地产生影响,它们在决定我们是否与新近认识的某人发展更亲密、更持久的关系上,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关系因时间而加深,其他的社会心理的过程开始和那些我们已经研究过的过程一起起作用。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亲密的关系上来,并且随之对爱的经历加以特别的注意。一会儿,我们将探索敏感的交流是怎样在亲密的关系中加深满意度和友好的。
 
  相反有时产生吸引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句古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句古老的谚语是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说,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往往相互喜爱。尽管如此,像我们已经学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如果某人已经喜欢我们了,如果他或她与我们不同的话,我们会更喜欢此人。那些研究更持久的关系而非在社会心理学实验室里制造的关系的研究者们,他们的一些发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例如罗伯特温奇(他已经对很多订婚的或已结婚了的情侣们的人格特征做了彻底的研究)发现,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相反的事物会产生吸引。这就是说,人们往往选择那些需求和特质与自己互补(而不是一致)的人。读者会注意到我用了这个短语:“在某些限定的情况下”。这么说是因为事实证明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有一些相反的发现。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已婚的夫妇们往往具有相互补充的需求系统;而另一些人发现他们往往有相近似的需求系统。我认为究竟是物以类聚还是异质相吸取决于所考虑的是何种人格特质在起作用。
 
  假设一个人看重干净整洁。这样一个人会不情愿与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结婚。这样看上去会较合情理:爱干净的鸟与爱干净的鸟聚在一起,而不整洁的鸟与不整洁的鸟聚在一起。同样的,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不会与一个认为最好的时光是坐家里看电视的内向的人相处得特别好。那些在经济、智力、宗教信仰、吸引力、受教育程度和身高上相似的人往往聚在一起——尤其是在长期的关系中。这是很确切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如支配和依赖,那就会出现不同的景象。我认为,一个支配的人如果发现与自己相处的妇女非常地独立,那么他会感到痛苦,反之亦然。同样的,对于一个有依赖性的人来说,什么能比靠在一个真正喜欢关怀他人者的胸前渡过时光更好呢?我认为,对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主动与被动,以及控制与顺从,结果都是一样的。以一种或许很玩笑的方式来说,哪一种组合会比一个虐待狂和一个受虐狂的组合更加开心呢?克里斯托夫德耶和莱昂纳多霍罗维兹最近的一个实验对这些推测给予了支持。克里斯托夫德耶和莱昂纳多霍罗维兹做了一个加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在其中的受试者们不是有强烈的控制欲就是有高度顺从性。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与一个助手组成解决问题小组。这个助手经过了特训,他能表现出支配性和顺从性。结果显示,那些处于互补关系的个体们(顺从型的人与支配型的助手,支配型的人与顺从型的助手)比那些有和自己同类型同伴的人在交往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满意。
 
  在长期的关系中,社会学的因素在长期的关系中,社会学的因素也与互补需求结合起来,在决定哪两个人会相互吸引并呆在一起的程度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为已婚夫妇们设定了某种角色规范。例如,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社会期望丈夫们相对的具有支配性,而妻子们相对具有顺从性。如果一对夫妇的这种互补需要与角色规范恰好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婚姻愉快的可能性就增高。同样应该注意到,尽管互补需要观点和相似性观点常常导致对吸引的相反预测,这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具有某种互补人格需要的人能够在关于一个给定问题的看法上取得完全的一致。
 
  用一个刚提到过的例子,看上去很可能一个支配型的男性和一个顺从型的女性在婚姻的性角色问题上有相同的观点——即一个男人应该是支配的,一个女人应该是顺从的。明显地,这些角色规范能够并且实际上产生变化。我个人的观点(和希望)是,随着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更倾向于中性,19世纪的关于支配型丈夫和顺从型妻子的角色规范会渐渐地改变。
 
  爱的定义什么是爱?举例说,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喜欢更强烈的解释呢?或者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爱有很多种类吗?或者所有的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吗?尽管诗人们和哲学家们以及最近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提出了这些以及与之类似的关于爱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给爱下定义的困难看来(起码是部分地)在于事实上爱不是一个一体的、一维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现象,它在多种的关系中被经历体验。的确,我们用“爱”这个词来描述不同种类的关系中的感情,例如:浪漫的情人间的,已婚的夫妇间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以及亲密朋友之间的。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社会心理学家们发展了不同的方法来在不同的形式下分类和描述爱。例如:齐克·鲁宾认为爱在概念上与喜欢不同,并且设计了调查问卷来测量每一阶段的不同。根据鲁宾的观点,爱并不是更深的喜欢,而是典型地包括了一系列质的不同的感情和对被爱者的关注。喜欢,在这种观点里,被标记为钦佩和友好的感情,显示为这样的内容:“_______是那种我想成为的人。
 
  ”爱,与之相比,主要包括了强烈依恋的感情,亲密,以及对自己所爱的人成功的深深关注。来自鲁宾的爱的量表的例子有:“如果我从未和________在一起,我会非常地痛苦”(依恋),以及“我想我能向______倾述几乎所有的事”(亲密)。
 
  鲁宾让那些定期约会但没有定婚的大学生们使用他的爱和喜欢的量表,要求他们先考虑自己的恋人再想着一个同性朋友来回答各项条款。平均地,男女约会对象们同等地爱着对方,但他们在喜欢的量表上就没有那么强的联系性了。鲁宾同时发现,那些在爱的量表上得分越高的恋人们,他们越相信某一天他们会结婚。并且,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报告出对他们同性朋友们几乎是相同水平的喜爱,女人们对她们的朋友比男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爱。
 
  在另一项研究中,鲁宾把约会的对象们带进实验室里,并且通过一面单向可视的镜子,观察他们能以多长的时间保持相互间同时的眼神交流。
 
  那些在爱的量表上得高分的情侣们比那些得低分的更经常地互相凝视着眼睛。
 
  当鲁宾的研究表明爱和喜欢某人当鲁宾的研究表明爱和喜欢某人毫无疑问是不同的经验时,其他的研究者对爱的经验本身的变异给予了注意。艾莱哈特尔德和她的同事们把爱分成了两种基本的类型:  激情的爱和友情的爱。激情的爱(passionatelove)以强烈的感情、性的渴望和对爱人极度的关注为特征。它的开始常常是迅速的而非渐进的,并且几乎不可避免的,它如火的热度会随时间而冷却下来。在一些关系中,激情的爱也许是最终发展成友情的爱的前奏。
 
  友情的爱(companionate love)是一种更温和的、更稳定的经历,以相互信任的感情、可靠性和温暖的感觉为标志。与典型的易逝的罗曼蒂克激情的爱相比,友情的爱通常持续得更久并且随时间而加深。
 
  不用说,有很多种描述爱的方法。一种特别有用的分类是爱的三角(triangle of love),它由罗伯特斯腾伯格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出来。他们描述爱包含有三种基本的成份:亲近,激情和承诺。亲近指靠近并与一个同伴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感觉。
 
  激情指一个关系中“热”的方面——即,你对你的同伴所经历的激情,包括性的吸引。承诺包括有两种决定——是短期爱你的同伴还是长期爱你的同伴并且爱他(她)陪伴他(她)直到死亡。爱可以仅由这三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或同时由三部分组成。例如,一个人会从另一个人身上感到强烈的热情或外貌吸引(仅仅是迷恋),但他(她)不会经历任何与真正亲近有关的东西。好莱坞往往把爱的关系首要地展现为激情。典型的电影以一对在激情中相互被深深吸引的年轻人终成眷属为结尾。在真实的世界里,这却是“电影”的开头!正如罗依·包梅斯特所说的,  激情的爱在很多方面是变化的意识状态。尽管这会是激动人心的,但当一个人要做长期的、深远决定时,它并不是最好的状态。
 
  随着关系的发展,它也许会发展到一种激情和亲近相结合的状态中,这被斯腾伯格称为浪漫的爱。最终的目标是圆满的爱——这是三种成分混合的产物。斯腾伯格用友情的爱这一术语来描述以亲近和承诺为特征的爱(但这种爱并不包含激情),像艾蒂·哈特费尔德做的那样。这种暗示是,随着一对夫妇不断地更适应对方,很可能激情会成为日常生活的牺牲品,并且需要不时地被点燃。
 
  性行为中性别差异的演变在这节中我们不能不讨论平常的观察:男人和女人看起来有不同的性议程。在每一个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中,都是男人来挑逗女人、引诱、雇用娼妓、养女眷,并且娶很多的妻子。为什么这样?进化社会心理学(evolutionary  socialpsychology)对这种现象有个惊人的解释:长久以来,男人和女人由于生殖器官的不同而不同地进化。这种解释依赖于查尔斯达尔文的主张:生存依靠繁殖的成功用现代的措辞讲,即是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在这种关系里男人和女人怎样变得不同呢?让我们从史前的人类开始吧:如果一个史前的男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女人交配,他很可能会有成打的孩子。但如果一个史前的女人在6个月里和100个不同的男人交配,她可能只会有1个孩子——不会比她在同一时期内与同一个男人交配100次的姐妹更多。因此,对男人来说,他们比女人更适宜有多的伴侣。
 
  随着人的进化,比起那些性活力差的兄弟们来说,与很多女人交配的男人的基因更有可能被传递下去并且被一代代地复制。按遗传学的说法,对于男人,拥有多的性伴侣在使他们取得繁殖的成功上有很大的价值。
 
  对于史前的女人,拥有生存重要性的不是她们性伴侣的数量而是质量。这就是原因,在古代,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并且对女人而言,生殖总是在时间、精力和努力上花费巨大的。如果她与一个具有某些特质的男人——例如一个强壮的熟练的猎人,并且他对她而言很稳定,可以与她相处足够长的时间为她的孩子提供食物、住所和保护的话,她可以增加她后代的生存可能性。如果她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会很有适应性,因为这会使她的种族的生存更有可能;她的基因更可能被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种解释有趣并且优美。你会如何测试它的确实性呢?要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近并且接触到这个现象是可能的。现代的进化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做了研究,显示和证实了关于古代行为模式的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例如,大卫·布什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造并且收集了相当多的一系列资料用以支持这个观点:女人和男人在寻找伴侣身上不同的特质。这些研究者们认为,现代的女人继承了与她们史前的祖先们同样的偏爱。不用说,在现代,她们不用寻找那些可以捕猎的强壮的人。那么,史前的野蛮的力量和捕猎技术的现代等同物又是什么呢?
 
  也许是雄心、成就、权力和财富。从她们的角度看,现代的男人寻找一个有生育力的女人会是很奇怪的。特别地,布什和他的同事们假设,男人应该对女人的外貌和她们总的生殖健康更感兴趣。他们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女人看上去很好,那很可能是因为她健康。为了测试他们的想法,他们要求10000多个来自个37国家的成年人回答在选择结婚对象时不同的特征的重要性。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女人把雄心、勤奋和挣钱的能力列在首位。
 
  而男人则不然。他们比女人更看重身体的外观和外貌吸引力。
 
  在一个相似的情景中,布什和他的同事发现,现代的年轻男人比现代的年轻女人更加对拥有很多性伴侣感兴趣。例如,在一个研究中,当问到在今后的2年里他们想要有多少个性伴侣时,年轻男人的平均反应是要8个;而对于年轻女人,答案是1个。
 
  他们还发现,对于短期的关系,男人们更喜欢那些显示有性经验和可得到性的女人,并且往往避免接触那些会使他们陷入纠缠不清的盟约的女人。
 
  谈到短期的关系,有人会问,在看待临时的性时,女人如何与男人不同。在一个典型的研究里,若塞尔哥拉克和艾蒂哈特费尔德雇用了男性和女性的助手(他们具有中等的吸引力),  这些人接近了96个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学生。助手们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们很有吸引力,并问他们是否对发生性关系感兴趣。
 
  好,停下来思考一下:在这种侮辱性的建议下你的反应是什么?
 
  基于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的解释,如果你是一个女人,我认为你会被逗乐或者生气,但是,无论哪一种,你都不可能同意。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认为你更可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趣并且愿意接受这个机会。
 
  结论是:没有一个女人同意。而男人,有75%同意这个性关系;此外,余下的25%中,有很多要求保留这个机会!
 
  试着宽泛地运用这些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一个着名的学者甚至运用这个概念来为一些鲁莽的性行为提供了一条解释,据说这些行为是最近的白宫居住者干出来的。我发现这些由进化社会心理学提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坦率而又吸引人的。我也发现这项研究既迷人又刺激。同时,我要提出这一点,这是一个调查的新领域,并且尽管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的预测已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些解释。
 
  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主题方面读到一个生动的争论,可以看《心理学调查》
 
  这本杂志上的特殊问题部分。
 
  公有关系的探索公有关系的探索让我们看一看友谊。假设你与一个随便的朋友共用一套公寓——我们叫他萨姆。萨姆几乎从不洗碗、倒垃圾,或者整理起居室。如果你想要一间整洁的房子,你几乎总得自己去做这些事。
 
  我认为,过上一段时间,你也许会变得很沮丧,并且觉得要疯了。但假设萨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你仍然会觉得要发疯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非常特别”是什么意思。
 
  玛格丽特·克拉克和嘉德森·米尔斯在交换关系和公有关系之间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在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s)中,人们所关注的是确信实现某种公正,以及确信每一个成员的酬赏与代价的分配是公平的。在这种关系中,如果有一个较大的不平衡,两个人都会不愉快:处于缺欠一端的人通常会感到愤怒或者沮丧,处于盈余一端的人通常会感到负疚。相比较而言,公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是那种在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得分的关系。并且,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有需要时给予自己所拥有的,而当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准备好接受同样的关怀。虽然在公有关系中的伙伴们并不完全对严格的公平不关心,他们对它感到放松并且有信心通过长期的努力达到公平。这个关系越近越亲密,它就会变得越具有公有性。克拉克和米尔斯认为婚前的协定(在这之中那些准备结婚的人们明白地指出了他们对配偶所具有的期望)更可能破坏而不是增加他们之间的爱。
 
  不用说,这些问题很难被科学地研究。尽管如此,玛格丽特·克拉克、嘉德松·米尔和大卫·考考兰做了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成功地抓住了这种重要特征的本质。例如,在一个实验中,每一个受试者与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或一个陌生人结成一对。然后这个同伴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一半的被试者被告知,如果同伴需要帮助,他会按开关改变被试者房间里的灯的模式以发出信号。而另一半的被试者被告之,这种信号表明同伴进展顺利、不需要任何帮助,并且一会儿就会完成这个任务并得到一份可由他们两人共享的酬劳。实验者们然后观察被试者们观看灯以确定他们的同伴是否发信号的频率。如果这个同伴是个陌生人(交换关系),当他们被告之信号意味着酬劳时,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些灯;如果这个同伴是个亲密的朋友(公有关系),当他们被告之意味着需要帮助时,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些灯。简言之,即使在这样简单枯燥的科学设置里,研究者们也能显示出在公有关系中的人们渴望对他们同伴的需要做出反应。
 
  增一减理论:  亲密关系的暗示在爱河之中,事情永远不会如此的简单。正如斯特伍·达克指出的,作为对巨大的益处的补充,在长期的、亲密的公有关系中,也有不好的一面。
 
  为了探索这些不太吸引人的不好方面中的一个,让我们先看一看在前面提到过的激情的爱与友好的爱的不同之处。与一个激情的爱的事件仔细比较,那种更稳定和可预测节奏的友情会提供它特殊的酬赏。一个持续的长期关系的好处包含了情感的保证和被一个知道你的长处及短处的人所接受的无价的安慰感。
 
  然而,看起来亲密关系天然地固然而,看起来亲密关系天然地固有一种基本的讽刺,用着名民谣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回想我们以前关于增减理论的讨论中的那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当某人最初对我们否定的态度渐渐转变为肯定的态度时,我们会觉得这是比某人一直完全对我们持肯定态度更大的酬赏。相反,当一个曾经积极地评价过我们的人变成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我们时,我们会觉得这比他或她一直对我们表现出反对的情绪更加痛苦。
 
  这些对长期关系的发现暗示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性是,一旦某人的奖励行为增长到一定程度,此人作为奖励的发放者就会变得比陌生人更无力,我们已证明喜爱的增加是一种比固定不变的喜爱更为有效的奖励,因而有可能一位亲密的朋友(或母亲、兄弟或同事)对你的喜爱已达到最高水平,再不能“增加”了。换言之,我们已经对一个朋友的爱、赞赏和表扬习以为常,所以这些行为不可能表示朋友对我们的尊重有所增加。由于同样的原样,一个好朋友可能成为一个很严厉的惩罚者。朋友越亲密、相互尊重和奖励的历史越长,此人收回尊重所带来的破坏性越大。实际上,朋友有能力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但几乎无力提供重要的奖励。
 
  举例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这一点:
 
  结婚年后,多廷夫妇正在梳妆打扮,准备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宴会。宠爱妻子的丈夫称赞妻子的外貌说:“亲爱的,你看上去很高贵。”她听见了这句话,但这并未给她带来快乐。她早已知道丈夫欣赏自己的魅力,这种话听多了只会使人厌烦。但是,如果宠爱妻子的丈夫(他过去总是赞不绝口),有一天对妻子说,他认为她已经失去了青春的美丽,而且发现她很不吸引人,这会使她很害怕,因为这很明显地说明了尊重的减少。
 
  她是否注定要经历厌烦和苦恼呢?不。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人。假设多廷先生和夫人到达宴会厅后,一位陌生人过来和多廷太太谈话。过了一会,这个人极诚恳地说,他发现多廷太太很吸引人。我认为她对此不会感到厌恶。这句话显然代表了对她的尊重的增加,使她感到高兴,同时也使陌生人的魅力大为增加。
 
  这一推理与前面实验的发现是一致的。O.J.哈维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当陌生人和朋友都按指令给被试人作出较肯定的评价时,被试人在陌生人面前会比在朋友面前作出更积极的反应。当朋友和陌生人都按指令给被试人作出相当否定的评价时,被试人在朋友面前会比在陌生人面前作出更消极的反应。同样,一些实验也表明,陌生人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大于儿童的父母或其他儿童所熟悉的人。有理由假设,孩子们习惯于接受父母或其他熟人的赞同,因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其他赞同并不代表奖励的“增加”。然而,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的赞同却是一个“增加”,根据增减理论,它可引起儿童行为的更大改进。
 
  这些结果和推测意味着一幅人类状况的相当黯淡的图画——人们似乎永远在陌生人眼里寻求赞同,与此同时却受到朋友和其他熟人的伤害。然而,在直接得出这一结论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尊重的增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先不考虑它对评价者的吸引力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一项研究是很适用的:乔安妮弗洛德把一组儿童分成两人一对,其中一人为被试人。使每个被试人或者和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和一个陌生人分在一起。让每对中的被试人去玩一项游戏,而且可在游戏中得几个小奖品。然后教导他把小奖品分给同伴一些。实验者对同伴的吝啬程度加以控制:让一些被试人相信他的朋友(或陌生人)对他很慷慨;让另一些被试人相信他的朋友(或陌生人)对他很吝啬。然后让每个被试人去玩游戏得些小奖品,并教导他们把奖品分给同伴。正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被试人在酬赏增加和减少这两种情况下表现得最慷慨,也就是他们给慷慨的陌生人和吝啬的朋友分的奖品最多。简言之,他们对吝啬的陌生人比较吝啬(因为陌生人的表现正像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吝啬),对慷慨的朋友也吝啬(“哼!我的朋友喜欢我,他的慷慨并不新鲜!”),但在看上去他们似乎要赢得朋友(慷慨的陌生人)时,他们则做出慷慨的反应;同样,在看上去他们似乎会失去朋友(吝啬的朋友)时,他们也会作出慷慨的反应。虽然“你总是伤害你所爱的人”这句话看来是正确的,但受伤害者似乎受到一种激励从而做出友好的反应而不是“以牙还牙”,以便恢复相互间的友好关系。这表明个人总是以一种能保持自己与其他人的稳定关系的方式来行动,因此我们是可以放心的。
 
  沿着这些线索,向前追溯到公元沿着这些线索,向前追溯到公元前46年,直到最近的1990年,从西塞罗到约翰哈维和他的同事们,  这些评论者们都认为,在公有关系中,痛苦的感情和矛盾冲突能制造健康的和令人激动的新的理解。
 
  这些理解是怎么得来的呢?再看多廷夫妇,我们可以找到一条线索。
 
  虽然多廷先生有很大的能力来伤害他的妻子(如告诉她,他认为她已失去了美貌),由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多廷太太对这样的评价易于引起反应并努力去重新增加他的好感。不用说,反过来也正确:如果多廷太太突然改变了对多廷先生的好感,他也可以采取行动来重新增加她的赞同。当双方都努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发展和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关系会变得更有活力,并且会不断发展在所有这一切中,“真诚”是很重要的。
 
  把这个论证再引申一步,我要指出,彼此关系越诚实、坦率,使多廷夫妇感到苦恼的那种单调乏味、停滞不前的双边关系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我们指的是,如果我们的婚姻伴侣或亲密朋友不能给我们提供尊重的增加,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种互不公开,互不诚实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往往压抑怒气,并把否定的感情埋在心里,这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停滞不前,这种停滞不前似乎是稳固的、积极的,但要被感情的突然转变所打破。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这种关系可能是很普通的。”
 
  在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关系中,人们能够分享彼此的真实感情和印象(甚至是否定的),因而没有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当然,相互尊敬的伴侣也会有感情的起伏曲折。一些研究支持这些思索,  并显示那些运用一种亲密的、无侵略性的而非对抗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的配偶们有更高的婚姻满意度。在这种关系中,这些配偶们相当地接近增减实验中“增”的状况。同样的,一个关于亲密和重要方面(本身同时是肯定的和否定的)的交换益于亲密关系的发展。这就是说,在其他所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一些关于自己重要的事情时(即使是不佳的),我们会更喜欢一个人。此外,在对亲密关系中的人们的研究显示,当他人显示出关于自己的个人的和否定的事情以表示对我们的尊敬时,我们往往会更喜欢这些人。
 
  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阿特·阿兰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严密地研究了这种现象,  他们发展了一种谈话技巧,这种技巧鼓励陌生人之间的自我暴露。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把大学生们分到了成对的谈话组中;这些学生们以前从没见过面。这种谈话技巧是以这样的方式构造的:学生们必须显示出关于自己的重要信息——随着每一条新的显示,紧张度和友好度都扩大。结论是很明显的,首先,学生们都很喜欢这种程序。此外,在这次座谈之后,经历过这种程序的学生们感到相互之间很亲近,而那些在受控情况下进行友好但非自我暴露性的简短交谈的学生们却不是这样。甚至当谈话显示了在重要态度上的大的不同时,亲密感也会增大。
 
  附带地,除了人际亲密感之外,自我暴露看来具有很多积极的益处。
 
  例如,在一系列令人惊讶的研究中,杰米彭尼贝克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当人们表现出他们的困难或痛苦的感情时,它会带来一种很强的解脱感,一种大体上的良好感觉,甚至会有身体上病痛的症状减轻的感觉。
 
  概括这一部分资料显示,随着一概括这一部分资料显示,随着一种关系向更为亲近的方向发展,不断变得更为重要的是真诚(authenticity)这是种放弃制造良好印象的企图和开始显示那些与自己的正直诚实有关的事物(即使事实上并不好)的企图的能力。此外,真诚坦率包含了一种在适当的情况下以一种能反映出相互关心的方式广泛地与我们的朋友们和爱人们交流各种不同感情的意愿。这样,再回到多廷夫妇的困境里。研究资料表明,如果两个人真诚相爱,如果他们彼此既能表达肯定的感情又能表达否定的感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只说对方好话时的关系更持久、更令人满意和兴奋。亲近、真诚和交流虽然与所爱的人进行坦诚的交流有着有益的效果,这个过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坦诚的交流需要分担关于我们的否定的情感和不令人喜欢的事情。这些事实会使我们更易受伤害——并且我们通常试图避免使自己易受伤害。在真正的关系中我们如何完成它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设想以下的剧情:请来吃晚饭的几位朋友都走了,菲尔和艾丽斯夫妇正在收拾碗筷。整个晚上艾丽斯还是像往常那样迷人、诙谐、活泼。菲尔往常一见到妻子的风韵就非常高兴,可今天晚上他却感到受了伤害并且有点生气。看起来主要是刚才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时,艾丽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并站到托姆一边,而且整个晚上她对托姆都表现得十分热情。事实上,她的行为可以说近似调情了。
 
  菲尔想:“我太爱她了,我不希望她这样。也许她对我失去了兴趣。
 
  天哪!如果她离我而去,我可怎么办呢?她真给托姆迷住了吗?”想到这里,他说:“今天晚上你一直拼命地讨好托姆,大家都看见了,你真是太可笑了。”
 
  艾丽斯也非常担心菲尔,她觉得自己谈了一些非常明智的见解——特别是在讨论那个政治问题的时候,但菲尔并不承认她的见解非常明智。她想:“他大概以为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
 
  艾丽斯:“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不同意你对总统的健康保险计划的看法,你就像疯子一样。托姆跟我的看法一样,我想我是对的。”
 
  菲尔:“他跟你的看法一样?笑话!他怎么能不跟你一样呢?你几乎坐到他大腿上去了,别的客人都感到很难堪。”
 
  艾丽斯(  戏弄地)“:菲尔,你怎么这样嫉妒啊!”
 
  菲尔:“我不是嫉妒,我不妨碍你??如果你想做荡妇,那当然是你自己的事。”
 
  艾丽斯(生气地):“老古董,艾丽斯(生气地):“老古董,说起话来像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老天爷!你总是这样。”
 
  菲尔(冰冷地):“这正好说明你多么不了解我,别人都说我总是赶时髦,甚至说我很活跃。”
 
  艾丽斯(讥讽地):“是啊,我确信你和办公室的女秘书们在一起时是很能出风头的。”
 
  菲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丽斯沉静下来不说话了,菲尔几次想从她那儿得到反应全都徒然,于是他猛然冲出房间,“呯”地一声关上了门。后来怎样了呢?两个互相关心的人怎么会陷入这种恶意的相互中伤而且是徒劳的争吵呢?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具有一种使用复杂的语言互相交流复杂信息的能力。人类相互之间可以有很微妙的交流,这比起别的动物来实在了不起。但人们之间经常发生误解,甚至在关系很密切、相互很关心的人们之间也会发生。虽然,上述夫妇的争执是假设的,但它并非不现实。我作为一个咨询专家,在努力去帮助调解那些互相歪曲、不坦率和误解的夫妻关系时,遇到过数百起这样的争执。
 
  分析菲尔和艾丽斯之间的争执还是比较容易的。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受到威胁的主要心事,又都不愿意把它坦率地讲清楚。对于艾丽斯,她主要担心的似乎是自己的智力,她害怕菲尔把她看成傻女人。所以,在这场争执中她内心的主要委屈是,在讨论那个政治问题时,菲尔不承认她的论点具有说服力,而且菲尔还含沙射影地说,托姆非常注意她、对她的话很感兴趣的惟一原因是出于色欲和调情。
 
  这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非常恼怒,可她不愿表现出受了伤害。她的恼怒不是简单地发泄出来,而是反唇相讥,攻击菲尔是庸俗无聊的人。
 
  菲尔的主要心事是一种不安全感。他非常喜欢艾丽斯的活泼,但他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可能要失去男性的吸引力。这样,他就以为艾丽斯与托姆意见一致实际就是同托姆一块来反对自己,而且由于不安全感联想到性的问题。当艾丽斯叫他“老古董”时,他似乎只听见了一个“老”字,于是迅速起来维护自己男性的尊严和吸引力,而艾丽斯由于生气又立即加以嘲弄。
 
  这类争执在生活关系极密切的人们中是很常见的。生活中人们有许多重要的感情和心事,这些感情未得到公开的、真诚的讨论而逐步变为敌视,这只能加剧最初产生的伤害和不安全感。今天,在离婚率逐渐上升的美国,看来应该郑重地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不能简单地认为互相关心的人们之间的气愤、分歧、伤害和敌视都是由不适当的或不好的交流造成的,关系密切的人们间也经常在需要、价值观、愿望和目标上产生冲突,这就造成了压力和紧张。人们要么带着压力和紧张生活,要么用妥协、顺从和断绝关系来解除压力和紧张。
 
  但是,通常问题多发生在交流上。如果菲尔换一种方式交流又怎样呢?假设你是菲尔,你所关心的艾丽斯走近你,毫无责备之意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对我的知识和才智感到担心,至少对别人在这方面对我的看法感到担心。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如果你承认我今晚说的话是明智的、有价值的,我会感到很大的安慰。
 
  当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有分歧时,你说话的尖刻和不耐烦增加了我的这种担心。今天晚上,谈论那个政治问题时,假若你对我的意见说两句赞同的话,那我会多么高兴啊!
 
  现在,假设你是艾丽斯。菲尔用下述方式重新说起了晚上的事:
 
  唉,真难开口,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搞的,但我今天晚上总有点嫉妒你和托姆那么接近既在精神上又在外表上,这使我感到伤心和孤独。最近我开始担心我的年纪了,我都到中年了。这种担心似乎有点傻气,可我的确开始走下坡路了,感到疲乏,肚子也胖起来了。我需要一些你觉得我还有吸引力的安慰。要是你今天晚上用你看着托姆的目光来看我,我会多么高兴!
 
  我认为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这种“坦率的谈话”,并且对它能有所反应。所谓坦率的谈话(straighttalk),是指一个人在不指责、挖苦的情况下,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担忧。我们将会看到,坦率谈话之所以非常有效,主要是因为它能使对方无任何戒心地听进去。
 
  坦率的交谈看来如此简单而又明显有效,那为什么人们不经常使用它呢?主要原因是它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人们在竞争的社会里成长,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通过使自己无懈可击来保护自己。
 
  这样,当我们受到伤害时,我们就竭力不表现出来。而且,我们也学会要么躲开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要么带着愤怒或讥讽来痛斥他(或她)一番。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做往往导致防御性的反应,或者导致迎头反击,于是争执逐步升级。
 
  简言之,我们社会的一般教训是,决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这种策略或许有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不适当的,会起相反作用。在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前,不暴露自己的弱点大概是很明智的,但在朋友和深深关怀着你的人面前还要隐蔽自己的短处,就显得不那么明智了。正因为如此,若菲尔和艾丽斯互相了解对方所担心的事,他们可以做得使对方感到更放心,因为他们双方都过分地汲取了社会教训——“宁肯攻击别人也不表白自己”。所以,他们使自己轻易地陷入了冲突之中。
 
  而且,问题比我们在例子中描绘的还要复杂得多。艾丽斯和菲尔似乎知道他们自己所担心和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这么尖锐地冲突起来,主要是由于在互相表达自己的不安全感和受到伤害的情感方面存在困难。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需要、愿望和感情,人们只有一种模糊的不舒服或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很难把这种感觉确切地表达出来。通常存在着错误的归因,也就是说当菲尔感到不愉快时,他可能把不愉快归咎于艾丽斯的轻佻行为给他带来难堪,而不归咎于自己对年龄的担心。可见,如果我们不触及并且明了自己的感情,我们就不能与别人很好的交流。关键问题是敏感性。人们能学会对自己的感情更敏感吗?人们能学会对别人更敏感吗?当某人在我们面前暴露出弱点时,我们能学会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弱点吗?
 
  这些技能是可以学会的,并且通过亲身体验学习比仅仅通过读书学习效果更好。如果这种体验性的学习发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具有保护性的社会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可以坦率地交谈,而又不担心别人会抓自己的“辫子”),那它将是非常有效的。大约年前,为了满足对这样安全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创造了小组,也称为“敏感性训练小组”或“会心小组”。
 
  第一个T小组的产生是偶然的。
 
  但是,像许多偶然事件一样,它的发生归功于一个机智的、有创造性的人,这个人能迅速地发现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具有的实用价值。
 
  1946年,社会心理学短暂历史中的一位伟大改革者和理论家库尔特勒温,应邀带领一个工作组去考察作为解决当代某些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的小组讨论的作用。参加小组讨论的有教育工作者、国家官员和一些社会科学家。他们白天在小组里相聚。勒温指导的几个研究生细心地观察这些小组,晚上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白天观察到的小组讨论的动态并做出解释。
 
  一天晚上,几位小组成员请求听听研究生们对白天的观察所进行的讨论,勒温有点为难,但令几个研究生吃惊的是,他同意了这几个人去旁听。碰巧有个教育工作者在观察者们讨论她的行为并解释前一天早晨她参加的一个事件时,来旁听了。她变得非常激动,并说观察者的解释完全错了。然后她开始阐述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讨论进行得异常活跃。第二天晚上,50位小组成员全部出席并极高兴地参加了讨论。他们常常不同意受过训练的观察者(研究生)的观察和解释。会议开得既生气勃勃,又具有启发性。
 
  勒温和他的学生迅速抓住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一个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讨论小组用不着像观察者那样受特殊的训练就能通过讨论它自己的动态或“小组进程”而得到极大的好处。
 
  的确,参加者本身就是对自身进程的很好观察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为人所知的意图,对这些意图,外界的观察者无论多么机敏,受过多么好的训练,也不能轻易观察到。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形成了没有议程的小组:如果小组除了讨论本身的动态外既无议程又无要讨论的问题,小组将会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个简单的创造被证明是一种极好的方法,可以通过它学会提升人们的人际交流能力并且通过它得到关于我们的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洞察力。
 
  自从1946年的简陋的开始以来,全世界对于T小组的兴趣在迅速增长。T小组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在那时,杰出的治疗师卡尔·罗杰斯把小组描述为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效力的社会创造。尽管他们的全盛时期看上去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如此),在小组中发展起来的交流的实践和原则已经渗入了大众的文化——对教育机构、婚姻咨询、支持小组以及商务组织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这样看来,那种对真诚坦率的谈话的需求仍然很强烈,并且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而被满足。作为多年以来小组的一个领导人,我仍然相信这样的小组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来使人学习增长自我意识和加强人类联系的技巧。无论如何,我同样也相信,虽然正式的t小组不再像它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随处可见了,但那种由小组提供的坦率交流的机会和安全可以在任何个体间亲密并且互相关怀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个体被要求变得更亲密和提高他们的相互影响。作为一种副产品这种交流模式提供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了解。
 
  交流的目标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人际关系中,有效交流的一些主要目标。
 
  它们包括:
 
  1.培养明确的、坦率的、不怨天尤人的交流方法。
 
  2.培养勇于检查自己的行为和探究它对他人的影响的意愿。
 
  3.培养通过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强制或操纵来消除冲突和纠纷的能力。
 
  作为这些小组基础的暗含的假设作为这些小组基础的暗含的假设是,如果某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感觉、如何行动,或者告诉我们应当在生活中做些什么事,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另一类似的假设是,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感情是什么,如果我们了解到那些触发各种各样感情的人际事件的种类,如果我们知道别人如何看待和理解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了解了适合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就能有很大的收获。小组领导人的作用并不是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与深入探究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我们愿意学习我们的自我保护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并且开始采取一种更为真诚、更少防御的行为方式。误解的问题正如我们在菲尔和艾丽斯的例子中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轻易地被扭曲。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自以为在和某人说某件事情,但那个人可能把意思全弄错了。例如,假设弗雷德对杰克很有好感,但由于害羞或害怕对方拒绝,很难直接表达这种感情,他可能采用招惹、讽刺式的玩笑来表达这种感情。然而,杰克并不把这些玩笑理解为对他的好感。这些讽刺可能真的伤了他的心。我早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人们不愿表达自己受伤害的感情,因为这样做就暴露出软弱和缺点。所以,杰克保持沉默,而弗雷德呢?他不顾自己的行为伤害了杰克这一事实,继续用讽刺式的玩笑来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因而继续伤害一个他所喜欢的人的心,直到把杰克气走为止。弗雷德不仅丢掉了本可得到的友谊,而且从他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还可能继续和他喜欢的那个人弄得关系疏远。
 
  像下图所说明的那样,可以把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影响看做一个连锁事件。某人(p)对接受者(r)有某种感情,他打算交流这种特殊的感情。
 
  这个意图在某种行为中显示出来。例如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其他什么。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感觉、以往的经历和对p的看法等等来理解这些行为。这种对p的知觉又引起了r的感情(热情、生气、烦恼、热爱、害怕或其他什么),这个感情马上就变成了对p的意图的解释,随后变成了对p的为人的评价。
 
  在这一连锁事件的任何一环上都有发生错误和曲解的可能。
 
  回到我们的例子中来,弗雷德(p)对杰克有热爱的感情(p1)他打算向杰克表示(p2)。但是,他是用一种不明朗的、转弯抹角的、自我防卫的方式表达的:他招惹杰克,开他衣服的玩笑,讽刺他(p3)。杰克感觉到了这些讽刺和嘲弄(r1),他很难过(r2),他感到弗雷德是想整他(r3),因此他得出结论:弗雷德是个冷酷的、攻击性强的不友善的人(r4)。
 
  错误还可能发生在这个连锁事件的其他环节上。设想一个全新的情境,在那里弗雷德完全是直率和诚恳的,杰克是个多疑的人。假设弗雷德向杰克表示好感搂住杰克的肩膀,告诉杰克自己多么喜欢他,等等。但在这种情境中,这些行为对杰克来说可能太过分了。因此,杰克可能感到不舒服,而且他没有简单地表示出自己的不舒服,而是认为弗雷德的行为意图是要操纵自己。于是,他把弗雷德评价为一个不诚实的、喜欢操纵别人的政客。上述过程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在第七章的归因标题下,我们已讨论过它。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以特殊方式行动,我们很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认为他具有某种动机或人格特征。如果能探讨和检查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弗雷德和杰克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东西。是否弗雷德表达好感的方式太过分了?
 
  杰克是否太多疑了,以致不能接受弗雷德的真诚友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增长许多见识。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获得)这种见识的机会却很少,只有在杰克和弗雷德相互分享感情时才产生这种学习。
 
  有效交流的特点及时的重要性为了使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有效,我们必须直接地、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这一准则被遵守时,我们能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上得到及时的反馈。有了及时的反馈,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产生的影响并且做出一些能同时满足自己和同伴的需求的选择。举个例子说,假设我的某个行为惹恼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恰巧她又是我的妻子。
 
  如果她不表示气愤,我就永远不知道我这个行为使她生气了。另一方面,假若她马上给我一个反馈信息,让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如何使她生气的,这样我至少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这种行为,二是停止这种行为,这要由我来选择。也许我这个行为十分重要,以至我不愿放弃它,或者相反,我妻子的感情十分重要,以至我必须放弃这个行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行为使她感觉怎样,我就无法选择,而且确切地知道她对一些具体行为的看法,可以使我寻求其他一些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使妻子满意的不同行为。
 
  反馈的益处不仅限于接受者,通常在提供反馈时,人们也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例如,一个妇女觉得生气是不对的,她也许不让这种感情表现出来。当表达这些感情是正当合理的时候,她就会把它们公开出来,考察它们,逐渐认识到自己表达气愤并没有坏事。而且,直接表达感情可以加深了解,消除隔阂,从而有助于防止消极感情的逐步升级。例如,如果我妻子学会了直接表示出气愤来,我们就能及时对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她压抑自己的愤怒,但却在其他时间,其他场合以其他方式发泄愤怒,我就无从知道她的敌意来自何处。
 
  感情与评价人们通常不知道如何提供反馈信息。因为我们经常用一种使接受者生气和烦恼的方式来提供反馈,从而引起了比原来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问题。这一点用例子来说明比用抽象的描述要好。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反馈失调的情况以及教会人们改进提供反馈的方法(并不改变反馈的性质),以便相互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交流和理解。这个例子是一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一个由我担任管理者的交流讨论组中。
 
  在小组开会的过程中,小组的成员之一萨姆向另一个成员哈里瞪了一眼并说:“哈里,我一直在听你说、看你讲,都有一天半光景了。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这是个相当严厉的责备。哈里会有什么反应呢?也就是说,哈里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他有以下几种抉择: 同意萨姆的话; 否认萨姆的责备,声明自己不是伪君子;生气并谩骂萨姆;  感到委屈,绷起脸来。就其本身来看,这些反应没有一个能起积极作用。在“现实世界”里,萨姆不可能说出这句话。如果他说了,肯定会引起麻烦。但是,萨姆难道无权表示这个想法吗?他毕竟是非常坦率的。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是坦率和真诚的吗?
 
  这听起来像是个两难的问题:有效的交流需要坦率,但坦率会给人带来伤害。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既要坦率又要以一种使别人少受痛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感情”一词。萨姆不是在表达感情,而是在作出评价。为了避免破坏性,我们对坦率交流的运用必须包括直接地表达感情而不是评价。“感情”一词有很多的含义。在这里我并不是指“预感”或“假设”。我所指的“感情”一词具体是指生气或高兴、悲伤或快乐,烦恼、恐惧、不安、热情、受伤、羡慕、兴奋以及喜欢。
 
  在小组里是如何处理这种交往呢?我的干涉很简单:我仅仅询问萨姆,他是否对哈里有点情绪。萨姆思忖片刻才说:“是的,我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当然,这不是上面所定义的那种感情。
 
  评价不等于被不适当理解或不适评价不等于被不适当理解或不适当表达的感情。因此,我进一步问萨姆他的感情是什么。萨姆仍坚持说,他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领导人问。萨姆回答说“:他那副样子搅得我心神不安。
 
  ”这时,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夏洛特也出来干涉,并让萨姆拿出证据来。他问道:“哈里做的哪些事让你烦恼呢?”在组里其他人的追问下,过了几分钟,萨姆才承认说,只要哈里向组里的一些妇女献殷勤,他就厌烦。
 
  进一步追问,才知道萨姆认为哈里很讨人喜欢尤其对妇女而言。最后搞清楚了,原来萨姆的感情是嫉妒和羡慕。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哈里一样容易吸引人和受欢迎。请注意,萨姆最初掩饰这种感情,用表示轻蔑来表达,他以说哈里是伪君子的方式来发泄这种感情。这种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防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萨姆通过岁月所学到的是,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嫉妒,就会“贬低”自己,而抬高哈里。这就使萨姆暴露了弱点,也就是使他觉得在同哈里的竞争中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用表示轻蔑的方式,萨姆则可提高自己的地位。
 
  虽然萨姆的行为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来说是成功的,但它却无助于萨姆对自己的感情和引起这种感情的那些事件的理解。而且,肯定无助于萨姆对哈里或哈里对萨姆的了解(或萨姆对自己的了解)。简言之,萨姆是在进行无效的交流。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他的行为有适应性,但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却极少适应性。虽然萨姆承认他嫉妒哈里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可它却打开了交流的大门,最后有助于他们的互相了解。此外,其他几个人也承认自己对哈里在女人面前的行为感到嫉妒,这对于哈里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它能使哈里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哈里也有几种选择:他可以我行我素,任凭别人去嫉妒甚至任凭他们用敌意表示嫉妒;他也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改进自己的行为,以减少别人(最终也是他自己)的困扰。选择权是他的。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令人嫉妒的行为”太重要了因而不愿放弃它,也可能觉得自己在小组里从与萨姆的交往中已大大获益。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现实社会里,哈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身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惊奇,他会更加理解他们,而不大可能有过分举动。
 
  可是,人们需要小组吗?萨姆和哈里自己能够做得那样好吗?不能。
 
  他们几乎肯定会用互相咒骂,互相伤害,像本章开头讲的例子中的艾丽斯和菲尔那样去惹对方生气而结束交往。互相间坦率地交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假如他们都从一个在人际关系方面受过训练的咨询者那里得到教益其结果不就和t小组一样好吗?未必。t小组的一个很大优点和好处是,我们并不依赖专家的观点(在传统意义上),而把每个人看成是他(或她)自己的感情方面的专家。在交流感情方面,小组的其他成员对于萨姆和哈里是很有帮助的。具体说来就是,组里其他成员可以通过表达自己对哈里的行为的感情来为哈里提供信息。
 
  的确,如果组里其他人没有自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小组领导人就可能让他们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让我们看两个相反的情况:如果屋里只有萨姆一个人感到嫉妒,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问题主要出在萨姆身上,那么问题就要由萨姆来解决,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嫉妒是过分的,因为事实表明别人对哈里没有这种感情。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其他人也同样嫉妒哈里,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哈里自己去正视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另一个原因。如果组里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嫉妒哈里,但没有一个人承认嫉妒(由于友好、害怕和害羞),这就会使萨姆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爱嫉妒的人。另一方面,如果实际上没有人嫉妒哈里,但大家为了支持萨姆,于是便宣称自己也有这种感情那么,就会使哈里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自己的行为使别人产生了许多消极感情。同时,也使萨姆产生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这样一来,保护萨姆的愿望肯定不会给萨姆带来什么好处,只会使他不能了解自己。
 
  当然,上述情况是较容易处理的。它最后以萨姆对哈里既羡慕又欣赏而了结。可是,如果萨姆恨哈里又会怎样呢?他可以表达其愤恨吗?如果萨姆认为哈里是个邪恶的人,又会怎样呢?他应该表示这种看法吗?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感情和评价之间的区别。萨姆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来表达感情,这是好的。但哈里做了伤害萨姆和惹他生气的事吗?萨姆有理由恨哈里并认为他是个坏人吗?
 
  通过讨论哈里的劣行,萨姆就不会走得太远了。
 
  萨姆:“我恨你,哈里,你是坏蛋。”哈里:“我不是。”萨姆:“好,这是我的看法,正像咱们在这里照理应该做的那样,我只是给你提供反馈信息。”哈里“:那是你的问题再说,你自己也不那么高尚。
 
  ”萨姆骂哈里引起了哈里的自卫和反击,而不是听之任之。如果萨姆正确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受到伤害,很生气”),就会使哈里也加入讨论,看看他(哈里自己)做的什么事惹恼和伤害了萨姆。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听某人说我们伤害了他并使他生气不是的。但是,这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对待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萨姆要说哈里是个坏人而不谈谈自己受的伤害呢?现在看来,这种行为的理由是很清楚的。受到伤害使我们地位下降使我们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往往要时刻保护自己。事实上,我们每人都穿有一套行为的盔甲,使别人不能伤害我们。这就产生了许多不真诚的行为我们在别人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是通过“短路”过程来实现的,有时,我们的短路很成功,以致连自己对自己的感情也模糊了。
 
  总之,用感情的形式表达反馈比总之,用感情的形式表达反馈比用判断和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易于使对方接受和应付。这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和判断纯粹是推测和猜想。所以萨姆认为哈里是伪君子和坏蛋的观点可能反映了实际情况,也可能没反映实际情况而只是萨姆个人对哈里的看法。
 
  只有哈里本人确切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伪君子,萨姆只是猜想。但萨姆对自己觉得嫉妒或生气的陈述就不是猜想和看法了,而是一个事实。萨姆不用猜想自己的感情,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感情,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哈里可能关心也可能不关心萨姆明智的论点或武断的看法。
 
  但是,如果他希望与萨姆互相往但是,如果他希望与萨姆互相往来,他就可能对了解萨姆的感情及自己在触发这些感情中起什么作用很感兴趣。
 
  为什么反馈信息用感情的形式比用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好的第二个原因是,当萨姆诉说对哈里的评价和判断时,他只是在说一些有关哈里的事情。但是,当他述说由于哈里的行为所引起的感情时,他是在表露自己的一些事情。确实,在这个例子中,萨姆的陈述是有关自己的。这样讲一讲自己的感情是一件礼物,打个比喻,这是萨姆打开自己家的大门请哈里进来坐坐。然而,若萨姆陈述对哈里的看法时,那他就是在袭击哈里的防御工事,并且把某些东西强加到他身上。哈里很有理由去抵抗,因为萨姆在未受到邀请时无权坐在他家里。哈里可以通过告诉萨姆自己的感情是什么请萨姆“到自己家里来”。同样,萨姆亦可通过告诉哈里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把哈里“请到自己家里去”。
 
  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随着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坦率和开诚布公地交流的能力的发展,我们渐渐地让自己变得更暴露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不从别人的弱点中得到好处。然而,在我们最珍爱的关系之外,我们既不能期待别人暴露弱点,也不能肯定别人不从我们的弱点中摄取好处。但是,通过实践,我们每天与自己家族和亲密朋友的圈外人的相互影响同样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人和情景)从我们有效交流的知识中获益。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两个以上的人介入某种关系时,他们彼此之间往往会有某种感情。如果这些感情不被理解,就可能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假设你和我是一个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为那些未享受正当权利的儿童筹集基金。假设你很聪明、有创造力、身体很好、很实在又很漂亮,我就会感到与你有竞争,我想让其他委员会成员在你我之间更喜欢我、赞赏我。由于这些感情,如果你提出一个筹款建议,我就容易找它的毛病、嘲笑它、驳倒它,即便它是一个好主意如果它是个好主意,就更是这样。
 
  但是,假设我理解在这些情景中但是,假设我理解在这些情景中自己的感情这是一种从进行坦诚的谈话或是从t小组的经验中学到的理解。它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可能性是,我不会想要不假思索地说出我对你的感情。我们并没有相互了解到足以分担相互间感情的程度。但是我注意到,只要你提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就不愉快。我也试着找出你想法的错误。由于对自己的感情有更深的理解,我更可能停下来想一想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好或只是我的竞争心。
 
  如果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和我对竞争的需要,也许我有机会去约束它们,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委员会成员。因为你和我并非亲密的朋友(,并且我们不在一个交流小组里!),要我去与你分享我的情感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是了解这些感情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同事。
 
  此后,如果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并且开始相互信任,我会决定告诉你我以前的竞争感情。也许我会用一种不强迫你而邀请你与我建立更亲密、更诚实关系的方法来这样做。我的个人目的是通过更加熟悉来发展这样的关系,使我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安全、更开朗、更轻松、更令人兴奋、更有利于学习和成长。这并不容易。而且正由于它不容易,它就容易诱使我们退却到一种获胜的心情中去,而不是认识弱点;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不是清楚而坦率地与人交流。以我看来,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诱惑,离婚率会继续上升而且真正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数量和深度也会继续缩减,认识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某人(P)P1 感受P2 意图P3 表现出的行为语言、非语言接收者(R)R1  观察到的行为:语言、非语言R2 感受R3 对P行为意图的解释R4 对P的为人评价错误还可能发生在这个连锁事件的其他环节上。设想一个全新的情境,在那里弗雷德完全是直率和诚恳的,杰克是个多疑的人。假设弗雷德向杰克表示好感——搂住杰克的肩膀,告诉杰克自己多么喜欢他,等等。但在这种情境中,这些行为对杰克来说可能太过分了。因此,杰克可能感到不舒服,而且他没有简单地表示出自己的不舒服,而是认为弗雷德的行为意图是要操纵自己。于是,他把弗雷德评价为一个不诚实的、喜欢操纵别人的政客。上述过程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在第七章的归因标题下,我们已讨论过它。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以特殊方式行动,我们很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认为他具有某种动机或人格特征。如果能探讨和检查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就能在弗雷德和杰克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东西。是否弗雷德表达好感的方式太过分了?杰克是否太多疑了,以致不能接受弗雷德的真诚友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增长许多见识。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获得)这种见识的机会却很少,只有在杰克和弗雷德相互分享感情时才产生这种学习。
 
  有效交流的特点及时的重要性为了使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有效,我们必须直接地、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当这一准则被遵守时,我们能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解上得到及时的反馈。有了及时的反馈,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产生的影响并且做出一些能同时满足自己和同伴的需求的选择。举个例子说,假设我的某个行为惹恼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恰巧她又是我的妻子。如果她不表示气愤,我就永远不知道我这个行为使她生气了。
 
  另一方面,假若她马上给我一个反馈信息,让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如何使她生气的,这样我至少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这种行为,二是停止这种行为,这要由我来选择。也许我这个行为十分重要,以至我不愿放弃它,或者相反,我妻子的感情十分重要,以至我必须放弃这个行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行为使她感觉怎样,我就无法选择,而且确切地知道她对一些具体行为的看法,可以使我寻求其他一些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使妻子满意的不同行为。
 
  反馈的益处不仅限于接受者,通常在提供反馈时,人们也能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例如,一个妇女觉得生气是不对的,她也许不让这种感情表现出来。当表达这些感情是正当合理的时候,她就会把它们公开出来,考察它们,逐渐认识到自己表达气愤并没有坏事。而且,直接表达感情可以加深了解,消除隔阂,从而有助于防止消极感情的逐步升级。例如,如果我妻子学会了直接表示出气愤来,我们就能及时对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她压抑自己的愤怒,但却在其他时间,其他场合以其他方式发泄愤怒,我就无从知道她的敌意来自何处。
 
  感情与评价人们通常不知道如何提供反馈信息。因为我们经常用一种使接受者生气和烦恼的方式来提供反馈,从而引起了比原来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问题。这一点用例子来说明比用抽象的描述要好。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反馈失调的情况以及教会人们改进提供反馈的方法(并不改变反馈的性质),以便相互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交流和理解。这个例子是一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一个由我担任管理者的交流讨论组中。
 
  在小组开会的过程中,小组的成员之一萨姆向另一个成员哈里瞪了一眼并说:“哈里,我一直在听你说、看你讲,都有一天半光景了。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这是个相当严厉的责备。哈里会有什么反应呢?也就是说,哈里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他有以下几种抉择:
 
  1.同意萨姆的话;2.否认萨姆的责备,声明自己不是伪君子;3.生气并谩骂萨姆;3.生气并谩骂萨姆;4.感到委屈,绷起脸来。
 
  就其本身来看,这些反应没有一个能起积极作用。在“现实世界”里,萨姆不可能说出这句话。如果他说了,肯定会引起麻烦。但是,萨姆难道无权表示这个想法吗?他毕竟是非常坦率的。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是坦率和真诚的吗?
 
  这听起来像是个两难的问题:有效的交流需要坦率,但坦率会给人带来伤害。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既要坦率又要以一种使别人少受痛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感情”一词。萨姆不是在表达感情,而是在作出评价。为了避免破坏性,我们对坦率交流的运用必须包括直接地表达感情而不是评价。“感情”一词有很多的含义。在这里我并不是指“预感”或“假设”。我所指的“感情”一词具体是指生气或高兴、悲伤或快乐,烦恼、恐惧、不安、热情、受伤、羡慕、兴奋以及喜欢。
 
  在小组里是如何处理这种交往呢?我的干涉很简单:我仅仅询问萨姆,他是否对哈里有点情绪。萨姆思忖片刻才说:“是的,我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当然,这不是上面所定义的那种感情。
 
  评价不等于被不适当理解或不适评价不等于被不适当理解或不适当表达的感情。因此,我进一步问萨姆他的感情是什么。萨姆仍坚持说,他觉得哈里是个伪君子“。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领导人问。萨姆回答说“:他那副样子搅得我心神不安。
 
  ”这时,组里的另一个成员夏洛特也出来干涉,并让萨姆拿出证据来。他问道:“哈里做的哪些事让你烦恼呢?”在组里其他人的追问下,过了几分钟,萨姆才承认说,只要哈里向组里的一些妇女献殷勤,他就厌烦。
 
  进一步追问,才知道萨姆认为哈里很讨人喜欢——尤其对妇女而言。最后搞清楚了,原来萨姆的感情是嫉妒和羡慕。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哈里一样容易吸引人和受欢迎。请注意,萨姆最初掩饰这种感情,用表示轻蔑来表达,他以说哈里是伪君子的方式来发泄这种感情。这种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防卫: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萨姆通过岁月所学到的是,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嫉妒,就会“贬低”自己,而抬高哈里。这就使萨姆暴露了弱点,也就是使他觉得在同哈里的竞争中自己处于弱者的地位。然而,用表示轻蔑的方式,萨姆则可提高自己的地位。
 
  虽然萨姆的行为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来说是成功的,但它却无助于萨姆对自己的感情和引起这种感情的那些事件的理解。而且,肯定无助于萨姆对哈里或哈里对萨姆的了解(或萨姆对自己的了解)。简言之,萨姆是在进行无效的交流。作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他的行为有适应性,但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却极少适应性。虽然萨姆承认他嫉妒哈里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可它却打开了交流的大门,最后有助于他们的互相了解。此外,其他几个人也承认自己对哈里在女人面前的行为感到嫉妒,这对于哈里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它能使哈里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哈里也有几种选择:他可以我行我素,任凭别人去嫉妒甚至任凭他们用敌意表示嫉妒;他也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改进自己的行为,以减少别人(最终也是他自己)的困扰。选择权是他的。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令人嫉妒的行为”太重要了因而不愿放弃它,也可能觉得自己在小组里从与萨姆的交往中已大大获益。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现实社会里,哈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身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惊奇,他会更加理解他们,而不大可能有过分举动。
 
  可是,人们需要小组吗?萨姆和哈里自己能够做得那样好吗?不能。
 
  他们几乎肯定会用互相咒骂,互相伤害,像本章开头讲的例子中的艾丽斯和菲尔那样去惹对方生气而结束交往。互相间坦率地交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假如他们都从一个在人际关系方面受过训练的咨询者那里得到教益——其结果不就和小组一样好吗?未必。小组的一个很大优点和好处是,我们并不依赖专家的观点(在传统意义上),而把每个人看成是他(或她)自己的感情方面的专家。在交流感情方面,小组的其他成员对于萨姆和哈里是很有帮助的。具体说来就是,组里其他成员可以通过表达自己对哈里的行为的感情来为哈里提供信息。
 
  的确,如果组里其他人没有自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小组领导人就可能让他们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让我们看两个相反的情况:如果屋里只有萨姆一个人感到嫉妒,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问题主要出在萨姆身上,那么问题就要由萨姆来解决,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嫉妒是过分的,因为事实表明别人对哈里没有这种感情。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其他人也同样嫉妒哈里,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哈里自己去正视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另一个原因。如果组里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嫉妒哈里,但没有一个人承认嫉妒(由于友好、害怕和害羞),这就会使萨姆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爱嫉妒的人。另一方面,如果实际上没有人嫉妒哈里,但大家为了支持萨姆,于是便宣称自己也有这种感情那么,就会使哈里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自己的行为使别人产生了许多消极感情。同时,也使萨姆产生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这样一来,保护萨姆的愿望肯定不会给萨姆带来什么好处,只会使他不能了解自己。
 
  当然,上述情况是较容易处理的。它最后以萨姆对哈里既羡慕又欣赏而了结。可是,如果萨姆恨哈里又会怎样呢?他可以表达其愤恨吗?如果萨姆认为哈里是个邪恶的人,又会怎样呢?他应该表示这种看法吗?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感情和评价之间的区别。萨姆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来表达感情,这是好的。但哈里做了伤害萨姆和惹他生气的事吗?萨姆有理由恨哈里并认为他是个坏人吗?
 
  通过讨论哈里的劣行,萨姆就不会走得太远了。
 
  萨姆:“我恨你,哈里,你是坏蛋。”哈里:“我不是。”萨姆:“好,这是我的看法,正像咱们在这里照理应该做的那样,我只是给你提供反馈信息。”哈里“:那是你的问题再说,你自己也不那么高尚。
 
  ”萨姆骂哈里引起了哈里的自卫和反击,而不是听之任之。如果萨姆正确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受到伤害,很生气”),就会使哈里也加入讨论,看看他(哈里自己)做的什么事惹恼和伤害了萨姆。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听某人说我们伤害了他并使他生气——不是的。但是,这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对待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萨姆要说哈里是个坏人而不谈谈自己受的伤害呢?现在看来,这种行为的理由是很清楚的。受到伤害使我们地位下降——使我们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往往要时刻保护自己。事实上,我们每人都穿有一套行为的盔甲,使别人不能伤害我们。这就产生了许多不真诚的行为——我们在别人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是通过“短路”过程来实现的,有时,我们的短路很成功,以致连自己对自己的感情也模糊了。
 
  总之,用感情的形式表达反馈比用判断和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易于使对方接受和应付。这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和判断纯粹是推测和猜想。所以萨姆认为哈里是伪君子和坏蛋的观点可能反映了实际情况,也可能没反映实际情况而只是萨姆个人对哈里的看法。
 
  只有哈里本人确切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伪君子,萨姆只是猜想。但萨姆对自己觉得嫉妒或生气的陈述就不是猜想和看法了,而是一个事实。萨姆不用猜想自己的感情,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感情,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哈里可能关心也可能不关心萨姆明智的论点或武断的看法。
 
  但是,如果他希望与萨姆互相往来,他就可能对了解萨姆的感情及自己在触发这些感情中起什么作用很感兴趣。
 
  为什么反馈信息用感情的形式比用评价的形式来表达更好的第二个原因是,当萨姆诉说对哈里的评价和判断时,他只是在说一些有关哈里的事情。但是,当他述说由于哈里的行为所引起的感情时,他是在表露自己的一些事情。确实,在这个例子中,萨姆的陈述是有关自己的。这样讲一讲自己的感情是一件礼物,打个比喻,这是萨姆打开自己家的大门请哈里进来坐坐。然而,若萨姆陈述对哈里的看法时,那他就是在袭击哈里的防御工事,并且把某些东西强加到他身上。哈里很有理由去抵抗,因为萨姆在未受到邀请时无权坐在他家里。哈里可以通过告诉萨姆自己的感情是什么请萨姆“到自己家里来”。同样,萨姆亦可通过告诉哈里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把哈里“请到自己家里去”。
 
  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随着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坦率和开诚布公地交流的能力的发展,我们渐渐地让自己变得更暴露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不从别人的弱点中得到好处。然而,在我们最珍爱的关系之外,我们既不能期待别人暴露弱点,也不能肯定别人不从我们的弱点中摄取好处。但是,通过实践,我们每天与自己家族和亲密朋友的圈外人的相互影响同样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依赖于有关的人和情景)从我们有效交流的知识中获益。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两个以上的人介入某种关系时,他们彼此之间往往会有某种感情。如果这些感情不被理解,就可能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假设你和我是一个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为那些未享受正当权利的儿童筹集基金。假设你很聪明、有创造力、身体很好、很实在又很漂亮,我就会感到与你有竞争,我想让其他委员会成员在你我之间更喜欢我、赞赏我。由于这些感情,如果你提出一个筹款建议,我就容易找它的毛病、嘲笑它、驳倒它,即便它是一个好主意——如果它是个好主意,就更是这样。
 
  但是,假设我理解在这些情景中自己的感情——这是一种从进行坦诚的谈话或是从小组的经验中学到的理解。它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可能性是,我不会想要不假思索地说出我对你的感情。我们并没有相互了解到足以分担相互间感情的程度。但是我注意到,只要你提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就不愉快。我也试着找出你想法的错误。由于对自己的感情有更深的理解,我更可能停下来想一想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好或只是我的竞争心。如果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和我对竞争的需要,也许我有机会去约束它们,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委员会成员。因为你和我并非亲密的朋友(,并且我们不在一个交流小组里!),要我去与你分享我的情感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是了解这些感情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同事。
 
  此后,如果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并且开始相互信任,我会决定告诉你我以前的竞争感情。也许我会用一种不强迫你而邀请你与我建立更亲密、更诚实关系的方法来这样做。我的个人目的是通过更加熟悉来发展这样的关系,使我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安全、更开朗、更轻松、更令人兴奋、更有利于学习和成长。这并不容易。而且正由于它不容易,它就容易诱使我们退却到一种获胜的心情中去,而不是认识弱点;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不是清楚而坦率地与人交流。以我看来,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诱惑,离婚率会继续上升而且真正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数量和深度也会继续缩减,认识到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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