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卷 第四章 选民群体

  (1)选民群体的特征
 
  有权选出某人担任职务的集体,就叫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的成员可以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因此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得十分明确的事情,那就是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前面说到过的少数特征。在群体所有的特征中,选民群体往往会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
 
  同样的,他们也没有批判精神,容易轻信,容易发怒,而且头脑极度简单。
 
  此外,从选民群体的决定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也能看到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和手段,比如断言、重复以及传染的作用。
 
  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些群众领袖登上政治舞台的过程中,这些特征都一一地发挥了作用。
 
  假如选民团体有着足够的推理能力,就绝不会在1848年选举的时候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一个名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人,在这次选举之中得到了总票数七百万张中的五百五十万张,超过了其他几位候选人得票的总和。
 
  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他当选之前,并没有人了解他,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政客而已,恰好遇到全国大选,就报名碰碰运气。
 
  结果却令他本人惊讶万分,他的得票率之高,仿佛是全体法国民众齐声呼唤着他一样。
 
  说到底,这些所谓的选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选出来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名字,联想到波旁王朝的统治者的仁慈,又想到了拿破仑曾带来的荣耀,于是就齐刷刷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假如选民群体存在着一点批判精神,就绝不会将巴贝夫的公社理论奉若神明,那些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在城市中开荒种地的想法经不起丝毫的推敲,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
 
  同样的,没有选民团体的轻信,罗伯斯庇尔绝对无法用他所谓的“民主”一呼百应;没有选民团体的易怒,也就不会有圣巴托缪、九月惨案、拉雪兹公墓等地的血腥罪行。
 
  所有的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论断。看起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稍稍减少,因为只要选民团体的性质不改变,它就会永远具有异质性群体的一切特征。
 
  (2)如何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要如何说服选民群体,在选举之中取得成功。关于这一点,我们有着不少得到验证的套路,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动理。
 
  第一点,由于名望对群体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它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因素。因此,候选人一定要享有名望,或者尽量去博取它。
 
  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因素只有财富,除此之外,学识、才干、甚至于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条件下,一位名人在竞选中胜出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其原因就在于名望的作用。在选民群体看来,把票投给一个他们熟知的名人,要比随便投给一个陌生人更可靠,哪怕这个名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选民群体也会觉得他们起码对他的缺点有所了解。
 
  第二点同样重要,那就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过讨论就接受自己。
 
  由于大部分选民都是些工人或者农民,因此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蔑视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人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名望。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有许多人不正是从社会基层中脱颖而出吗?在前一天他们还在工厂里拧螺丝帽,在田间播散粪肥吗?像这样的人又是如何被选民推举出来的呢?
 
  不错,这样的例子的确存在,不过这并不足以推翻我们的论断。
 
  当选民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来说都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比如说,他们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泄愤,而这些人往往是选民依靠的对象,当选民对他们不满时,就会用这样赌气的方式来发泄。或是仅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想要做一次主人的幻觉。第三点:一位候选人如果想要保证自己取得成功,那么他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同样具备群体爱走极端的特点,因此就要尽量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这一点来。
 
  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够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
 
  比如说,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要尽量侮辱和中伤他们的雇主,这样的行为再多也不过分。
 
  对于竞选的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如果把票投给了他,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他的作品《竞选州长》中曾经记载过,当他决意想要竞选州长时,只在几个星期之内,他的名声就从一个老实人变成了通奸者、溺婴犯、酒鬼、无赖、骗子和小偷。这样的描写虽然存在着夸大其辞的文学成分,却也能说明一个候选人究竟应该怎样对付他的对手。
 
  第四点:假如你的对手正在诋毁你,那么就必须要记住,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假如一个人对群众心里缺乏了解,那么他就会用各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用斩钉截铁的断言来否认那些传闻。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第五点:一个候选人千万不可以把写成文字的纲领处理得过于绝对,一定要为自己留下一定的余地,否则你的对手将来就会用它来对付你。当纲领成为白纸黑字之后,就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容不得否认与抵赖。
 
  不过,如果你只是在口头叙述中阐述你的纲领,那么再夸夸其谈也不算过分。你可以面无惧色地向听众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听众宣讲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知道,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这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它们对未来根本不存在约束力。因为事情总是会变化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不断地观察,而选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来看到这些事,他们甚至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们也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施它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改革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尽管选民以为正是这个纲领,才让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3)用言语控制选民
 
  在以上提到的事例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
 
  这样一来,口号、词语和套话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群体会为它们如痴如狂,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还会看到它们所发挥的作用。
 
  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都会对这些东西大加利用,因为他能够用刀剑和杀戮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得到。
 
  比如说,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
 
  1873年的时候,在西班牙发生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在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在最初的时候,暴动者推翻了当时的国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激进派却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好像一个充满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人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以这样的话互相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当时的军队已经涣散到了极点,没有一点纪律可言,士兵们借着士兵自治的名义,拒不服从军官的指挥,然而人们却对这一点大唱赞歌,仿佛军队成为了一盘散沙,就意味着民主时代的来临。
 
  那么,人们对这个“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
 
  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就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
 
  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就像国土横跨世界的英联邦一样。
 
  还有些人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了一切权力,从而需要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比如说,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受巴黎公社的影响,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
 
  在南方沿海各省份,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
 
  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整个西班牙的大地上,都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这个例子仅仅是此方面千万件例子中的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名词竟然能让整个西班牙民族陷入癫狂,由此可见,言语对群体的影响之大。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想要对群体施加影响,或是想要操控选民群体的人,都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有效的手段。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当说话的权力被转移给X同志的时候,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台底下的人则开始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来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地就编造出来一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白痴”或者“可笑之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做准备,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为了防止争吵,会议的口号被设定为“沉着冷静”。
 
  讨论很快就变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有一位G同志在发言当中,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最终变成了互相攻讦,演讲者和听众分成两派,争吵到了最后又变成了武斗,两派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大会主席最后都加入了战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5)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齐声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着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
 
  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即使是拿破仑,也没问题,只要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拿得出5000万法郎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上)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
 
  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在今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蜂拥聚集在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之下,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倘若让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占领我们的政府,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以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7)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着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他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集合起来形成身份团体,在民众的头上加上一层新的暴政。
 
  (8)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
 
  不论是限制群众的选举权,还是把选举权不加甄别地广播出去。
 
  不论民众的选举权是在共和制下行使,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
 
  更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选举制度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说一千道一万,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与需要。
 
  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
 
  假如民众未曾向往着从宗教和贵族的羽翼下面解脱出来,被记入1789年史册的就将是几个匪徒的阴谋暴乱,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
 
  由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罗伯斯庇尔也好,拿破仑也罢,甚至远到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众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着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乃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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