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自律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

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

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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