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衰退

  不管是查阅各种学会年鉴还是阅读机场励志书,你都会清楚地发现,19世纪的“修身养性”(character-building)理念早过时了。20世纪的人之所以不再那么迷恋意志力,部分是因为维多利亚人太过迷恋意志力,部分是因为经济变化和世界大战。“一战”持续很久的流血杀戮,似乎就是因为太多固执的绅士恪守“职责”直到枉死。美国以及大部分西欧的知识分子提倡更轻松的生活观。不幸的是,德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相反,他们发展出了“意志心理学”(psychology of will),在惨淡的战后恢复期引导德国走下去。那个主题后来得到了纳粹的拥护,臭名昭著的政治宣传片《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就是最好的证据。这部片子是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为纳粹拍摄的,专门记录了1934年的纳粹集会。纳粹人“广大民众服从一个反社会者”的理念,实际上就是维多利亚人“个人道德力量”的理念,只是前者没有后者光彩。如果纳粹代表了意志的胜

  利……好吧,说到对公众的坏影响,没人堪比阿道夫•希特勒。

  意志的衰退好像不是一件那么坏的事情,而且,“二战”过后又有其他力量让意志继续变弱。技术进步让商品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富裕,因此刺激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广告催促大家立即就买。社会学家识别出新一代“受他人引导的人”,引导这些人的,不是他们内心强烈的道德信仰,而是周围人的看法。维多利亚时代严肃的励志书,渐渐被人视为坐井观天。新的畅销书是欢快的,像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和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考的力量》。卡内基花了7页笔墨教人如何微笑。他解释说,正确的微笑能赢得别人好感,而赢得了别人好感,成功就有了保障。皮尔和其他作者想出了更简单的办法去获得成功。

  “物理学的基本因素是力,心理学的基本因素是可以实现的愿望,”他说,“坚憤'自己会成功的人,已经成功了一半”。拿破仑•希尔的《思考致富》(ThinkandGrowRich),卖了几万本。在书中,他首先让读者决定自己想要多少钱并把答案写在纸上,然后让读者“相信你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钱”。这些大师们的书会继续卖到本世纪末,他们的成功学可以浓缩成一句口号:“只要相信,就能实现”。

  人们性格的这种转变被一位精神分析师注意到了。这位精神分析师名叫艾伦•惠理斯(Allen Wheelis),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揭露了精神分析行业的一个小秘密(他认为是肮脏的小秘密):弗洛伊德学派的治疗方法变样了。在划时代巨著《身份的追寻》中,惠理斯介绍了自弗洛伊德时代以来人们的性格变化。弗洛伊德的病人,大多是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公民,意志非常坚强,治疗师很难瓦解他们的牢固防御、改变他们的是非观。弗洛伊德治疗方法的核心在于,瓦解病人的防御,让病人明白自己为什么神经质、为什么痛苦,因为病人一旦获得了那些领悟就会相当容易地作出改变。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的性格变了。惠理斯及其同事发现,与弗洛伊德时代的人相比,现代的人能更快获得领悟,但是病人获得领悟后,治疗往往就会陷入僵局、最后失败。现代人不如维多利亚人坚毅,因此没有力量在领悟之后改变自己。惠理斯使用弗洛伊德学派术语讨论西方社会超我的衰退,但是他说的实际上是意志力的衰退。在意志力衰退的同时,出现了一句反主流文化口号——“只要觉得好,那就做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即婴儿潮出生的那代人成年之前。

  大众文化一直在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唯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庆祝自我放纵,而且意志力再次遭到批判。这次批判来自社会科学疼,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在20世纪末急剧增加。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从非今人因素那里寻找品行不端的原因:贫穷,相对地被剥夺、压迫,环境或者说经济政治体系的失败。寻找外部因素,能让每个人都更舒服一些,特别是能让很多学者舒服一些。这些学者担心,暗示人的问题是由人的自身原因造成的,就有可能犯下政治上不正确的罪孽——“责怪受害者”。而且,社会问题好像比性格缺陷更容易解决,至少那些提出新的政策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是这么认为的。

  “人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理念,曾经一直受到心理学家的怀疑。弗洛伊德学派宣称,成人的很多行为是无意识的力量和过程造成的。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busFrederickSkinner)根本不尊重意识等心理过程的价值,认为只需把它们看做强化的权变因素。他在《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中说,为了理解人性,我们必须超越书名中那些过时的价值观。斯金纳的很多具体理论都被弃而不用了,不过他的一些思想在那些坚信意识服从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中间却获得了新生。意志变得如此不重要,以致现代人辂理论没有考虑甚至提到意志。有些神经科学家宣称已经证实意志并不存在。很多哲学家拒绝使用“意志”一词。他们在辩论“意志的自由”这个经典哲学话题时宁愿说“行动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因为他们怀疑是否存在“意志”这种东西。而有些人提到“意志”时则轻蔑地说“所谓的意志”。最近,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必须修订法律体系,废除“自由意志和责任”这个过时的理念。

  鲍迈斯特20世纪70年代在普林斯顿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刚刚开始工作时,也和很多人一样怀疑意志的存在。当时,心理学家们没把焦点放在自我控制上,而是放在自尊上。他也随大溜地研究自尊,还成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证明了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的人往往更幸福、更成功。那么为什么不帮助人们通过想办法提高自信来获得成功呢?对心理学家以及广大民众来说,这个目标看似足够合理。当时,很多人购买了大力提倡自尊和“赋能授权"^(empowerment)方面的畅销书,像《我好,你好》{I’m OK,You’re OK)、《唤醒心中的巨人》等等。但是,最终结果令人失望,不管是在实验室内还是实验室外。国际调査表明,美国八年级学生超级相信自己的数学能力,但是他们在数学测验上的得分远远低于没有他们那么自信的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生。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几个研究者开始对“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感兴趣 心理学家用自我调节指称大众意义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的复兴运动并不是由理论家领导的,他们当时仍然认为意志力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古怪的迷思。但是,一些在实验室或现场工作的心理学家,不断碰到某种特别像意志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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