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对精确

　　为了实现目标，计划应该作得多具体?在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研究者监控了参加某课程的大学生，该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学习技能。除了就如何有效利用时间给予一些常见指导外，研究者还把这些学生随机配到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制订计划，详细到每天何时何地学些什么。另外一个小组也制订类似计划，只是不以天为单位，而以月为单位。第三组是对照组，没有制订计划。

　　研究者预测，很有可能是日计划最管用。但是，他们错了。月计划组表现最好，不管是在学习习惯上还是在学习态度上。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尽管对较好的学生不是)，与日计划者相比，月计划者的学习成绩提高得更多，让学习成绩在高位保持了更长时间，而且更有可能在课程结束后的学习中执行后续计划。课程结束一年后，月计划者的学习成绩仍然比日计划者好,后者之中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放弃了作计划，不管是日计划还是其他什么计划。

　　为什么?日计划确实有个优点，即让人确切地知道自己每刻应该做什么。但是它的制定太耗时间，因为确定一个月每天要干什么与确定一个月总体要干什么相比，花费的时间要多很多。日计划的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灵活性。日计划让人没有机会边执行边调整，所以作计划的人觉得困在了一系列僵化而磨人的任务中。生活很少严格按计划来，所以只要你哪天落后于计划，士气就会大受打击。对比之下，使用月计划，你可以边执行边调整，哪天拖延了，你的计划仍然不受影响。

　　就计划是模糊好还是精确好这个主题而言，规模最大的实验是军事领袖在欧洲战场上做的非控制实验。拿破仑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打吧，然后等着看情况吧。”密切关注敌人动向然后随机应变，他胜利了，让所带军队成为全欧洲嫉妒的对象(也是全欧洲苦难的根源)。北边的对手普鲁士人，与法国人交战每战必输。为了摆脱窘况，他们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决定多作计划。普鲁士军队“士兵坐在桌子旁，拿着纸笔作计划”的场景招致了其他国家军官的嘲笑。但是，他们的计划确实有了效果，后来与法国人打仗就取得了彻底胜利。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人作计划。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领袖运用官僚技能完成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运筹”：诺曼底登陆。16万名盟军在海滩登陆，以拿破仑的标准来看，这次行动并不大，拿破仑曾让一支有着40万多名军人的队伍开进了俄国。但是，整个行动筹划得特别精确，筹划者专门为这次行动设计了一套日历，登陆时间为“D日”，精确到“H时”(航海曙暮光后1.5小时)。任务清单上有详细指示，包括要作哪些准备(像在第3天密集轰!^等)，以及登陆本身要如何做。整个计划一直作到第14天，指出各路援军在战斗打响整整两星期后分别要在何处到达。登陆筹划者似乎比拿破仑更狂妄，不过比拿破仑命好，最后成功了，这增强了每个人对他们的信心。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新的计划英雄，比如“精明小子”(WhizKids)团队，他们是“二战”退伍老兵，重组了福特汽车公司。团队领导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 Namara),“二战”开始前在哈佛商学院教会计学。他在空军统计控制办公室(Army AirForce’s Office of Statistical Control)运用他的数学技能分析轰炸任务，大获成功。正是因为这一杰出表现，福特汽车请他去力挽狂澜。之后，他回到军队，成为国防部长，给五角大楼引入了新的精细复杂的计划工具，这些计划工具以“系统分析”和大量数据为基础。他似乎就是现代勇士的标准榜样，直到在越南战争中他的计划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当他坐在五角大楼根据他看到的伤亡数据测绘敌军伤亡人数时，他的士兵在丛林里发现自己无法相信那些数据、那些计划。越战惨败让军事领袖重新认识到灵活的必要性，伊拉克战争计划、阿富汗战争计划偏离初衷进一步突出了这一教训。有时，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你就边打边看、随机应变吧。

　　那么，现代将领到底如何作计划呢?最近，一个心理学家受五角大楼邀请做了一个有关时间管理和资源管理的讲座，在讲座期间向一群髙级将领提了那个问题。为了给那群高级将领热身，他让他们总结一下管理方法并写在纸上。为了简短起见，他要求每个人用词不超过25个。这个练习让大部分将领感到为难。这些穿着制服的优秀男人，没有一个人写出点什么东西。

　　唯一写出点什么东西的将领，是在座的唯一女性。她的从军生涯非常出色，从士兵一步步做到将领，在伊拉克战争中受过伤。她这样写道:一先把事情按轻重缓急排序，后划掉排在‘3’后的所有事情。”

　　其他将领也许反对她的方法，说每个人都有不止两个目标，而某些项目——比方说，像D日——的要求不止两个步骤。但是这位女将却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她的方法是其策略的简版，这个策略就是：在长期与短期、精确与模糊的目标之间求得平衡。她追求的是心静如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