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影响:你要去天堂还是地狱

 

  有一项最新最具雄心的酗酒研究,研究者是马里兰大学的卡洛•迪克莱门特(Carlo DiClemente)带领的研究团队,被试者是巴尔的摩地区一群正在接受酗酒治疗的人。其中很多人曾被法院勒令接受专业治疗,否则就进监狱,所以他们不是理想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想戒酒的人。他们也许只为了不进监狱而敷衍着接受专业治疗。研究者考量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变量,然后紧密跟踪了被试者几个月,以验证一系列假设。最后,很多假设都没有得到证明。但是,研究者确实分离出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来预测被试者能否一直不碰酒、酒瘾偶犯会有多严重——是狂饮还是喝一两杯就管住自己不再喝。研究者问被试者是否联系了他人帮助他们避免喝酒,发现比较擅长争取他人帮助的被试者最后戒酒效果最好。

  社会支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可以从两个途径起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孤单地活在世上是有压力的。与社交网络丰富的人相比,独居者和孤独者几乎在每种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上的发病率都更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心理问题或生理问题的人所交朋友更少,确实,有些原本打算与他们交朋友的人也可能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适应不良而吓跑。但是,仅仅是独居或者孤独也会导致问题。缺少朋友,就比较容易酗酒、吸毒。

  然而,并非所有社会支持都是一样的。有朋友,也许对你的身心健康极好。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都又酗酒又吸毒,那么他们也许帮不了你克制自己的冲动。例如,19世纪的美国有个社交习俗叫“烧烤定律”(barbecue law),具体含义是所有参加烧烤聚会的男子都要不醉不归。拒绝喝酒,就是对主人以及其他参加聚会之人的严重侮辱。较近一些,很多研究发现,有朋友的鼓励,人们喝得更多。与酗酒问题或吸毒问题作斗争的人,需要他人帮助自己不喝酒或不吸毒。正是因为这一点,AA那样的团体是极其有益的。酗酒者大半辈子生活在饮酒者中间,想象不到另外一种同伴压力会带来什么好处。克莱普顿直到身陷黑泽尔登才开始求助于其他想戒酒的人。卡尔第一次尝试戒酒时,去教会参加过一些AA集会,但是刚开始看到那些杂乱的人群、听到那些诚挚的故事时,她犹豫了。

  她一直远远地观望着,直到有次喝得特别高。之后,她听从了AA的建议,选了AA的一个成员——波士顿的一个资深学者——做她的保证人,也就是她的私人顾问。保证人每天都跟她谈超能量,虽然她没有耐心听,但是谈话仍然起到了效果:“我每周几个晚上去教堂地下室参加集会,在她的帮助下,我两个月没喝酒: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可是这个成果没有给教堂地下室外面的任何人留下印象。”找保证人喝颇啡庆祝几个月不碰酒的胜利时,卡尔抱怨了AA中的失败者和懒惰者以及他们的“精神垃圾”(spiritual crap)„然后,保证人建议她换种方式看待超能量以及教堂地下室的团体。卡尔是这么回忆的:

  “她说,这儿有一群人。他们人数比你多,收入比你多,体重比你高,因此——经过简单的计算——他们是一股比你强大的力量。他们当然比你更了解戒酒……如果你有问题,那么让团体来解决吧。”

  团体的部分力量来自于AA成员们对彼此遭遇的聆听。在新人看来,AA集会好像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发言者只是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回应彼此、提供建议。但是,讲故事的举动强迫你组织你的想法、监控你的行为、讨论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一旦大声说出来了,可能就显得更真实,特别是在你知道听众会监控你的时候。最近一项以认知疗法接受者为被试者的研究发现,在他人(特别是爱侣)面前表明决心,会更有可能坚守决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治疗师保证你会少喝酒,不如对配偶保证更有效,毕竟,你的配偶是那个闻你口气的人。

  为了弄清同伴压力到底有多大,或者说为了弄清团体力量到底有多强,经济学家研究了一群从某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贷款的智利人,包括街头小販、女裁缝师等低收入“小业主”。这些人(大多是女人)每一两周聚一次,接受培训,互相监督还款情况。经济学家费利佩•卡斯特(Felipe Kast)、斯蒂芬•迈耶(Stephan Meier)和迪娜•波梅兰兹(Dina Pomeranz)把这些人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储蓄项目中。一些人只得到了一个免费储蓄账户,另外一些人除了账户外,还得到一个机会——定期集会,宣布储蓄目标,讨论储蓄进展。有同伴监督的人,存下的钱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团体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虚拟同伴团体”可以起到这些效果吗?在一个后续实验中,智利女子没有集会大声讨论储蓄进展,而是定期收到报告她们自己以及团体里其他人每周进展的短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短信好像与集会一样有效,显然是因为短信用虚拟形式提供了同样的关键好处:定期监控,以及拿自己与同伴作比较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吸烟一直被视为由吸烟者的大脑和身体的强烈冲动引起的生理强迫症。所以,2008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表明戒烟似乎会在熟人之间传染的研究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研究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发现: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戒烟了,那么另外一方戒烟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如果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或朋友戒烟了,那么这个人戒烟的可能性也会提髙,连同事也有很大影响,只要是在很小的公司一起工作。

  吸烟研究者一直对少有人吸烟的人际圈子特别感兴趣,他们猜测那少数几个吸烟者的烟瘾一定很大。确实,有个流行理论认为,每个可以轻松戒掉香烟的人差不多已经戒烟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烟瘾很大、无论怎样也戒不掉的人。但是,各种证据一次又一次推翻了这个理论。尽管有些人自诩能够坚持“出淤泥而不染”,但是生活在非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与生活在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相比,前者戒烟成功率更高,这再次证实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支持对戒烟的效果。肥胖研究也发现了社会影响对减肥的效果,我们稍后会讨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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