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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科学运动
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打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种心理能力都是必需的。
——Charles Darwin, 1859
当考古学家抹去覆盖在出土的骨骼上的灰尘和碎屑时，她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副骨架上，头骨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凹痕，很明显是因遭受致命敲打而导致的；而且，同样地在左边的胸腔上还插着一根矛头。科学家将这个骨架带回实验室继续研究，最后发现这个骨架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他大概死于5万年前，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凶杀受害者。从头骨和胸腔的伤口看来，凶杀者当时应该是右手握着致命的武器。
有关受损头骨的化石记录揭示出了两种惊人的普遍模式（Trinkaus & Zimmerman, 1982; Walker, 1995）。首先，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其次，伤口主要分布于头骨和胸腔的左前方，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单从头骨的化石记录中，还不足以让我们确信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种主要特征。此外，它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男性之所以更加好斗，完全是因为进化的缘故。但是，残存的骨骼仍然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它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样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心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人类的大脑大约有1350立方厘米，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机结构。从进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的大脑—心理机制，正是进化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目标。进化心理学集中探讨这四个关键的问题：（1）心理为什么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哪些过程将人类的心理塑造成当前的形式？（2）人类心理是如何被设计的？也即是，人类心理的机制或组成部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3）心理的组成部分和组织结构拥有什么功能？即心理是被设计来干什么的？（4）来自当前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输入信息，是如何同人类心理的设计特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可观察到的行为的？
思考人类心理的奥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曾经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近代，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和最近的联结主义理论等。
然而，只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我们才拥有了某些概念工具，让我们能在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下面对现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综合。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就是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将来自各个领域的针对心理的研究结果会聚在了一起，比如脑成像研究；学习与记忆；注意、情绪和激情；吸引力、嫉妒和性行为；自尊心、地位和自我奉献；抚养子女、说服和知觉；亲属、战争和攻击行为；合作、利他和帮助行为；伦理、道德和医学；承诺、文化和意识。这本书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为这门关于心理的新科学提供了一个全貌。
在本章开头，我们将追溯进化生物学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事件，它们对于进化心理学的出现至关重要。随后，我们将会转向心理学的历史，看看导致这种局面——需要将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进行整合——的前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进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我们对进化思想史的考察，将从达尔文之前的进化思想开始，然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进化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重大事件。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
进化是指有机体的（生命）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早在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他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之前，科学家就已经假定生命形态会发生变化（见Glass, Temekin, & Straus, 1959; Harris, 1992，对历史的论述）。
Jean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de Lamarck（1744—1829）是最早使用“生物学”（biologie）一词的科学家之一，他认识到对生命的研究应该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Lamarck认为有两种主要原因导致了物种的变化：第一，每个物种都有向更高形态发展的自然趋势；第二，可获得性状的遗传。Lamarck曾说，动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而斗争又会促使动物的神经分泌出一种液体来增大斗争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器官。比如说，长颈鹿进化了长长的脖子，是因为它们想要吃到更高的叶子（近期证据表明长脖子在求偶竞争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Lamarck相信，脖子发生的变化会遗传给后代，也就是所谓的“可获得性状的遗传”。关于生命形态发生变化的另一种理论是由Baron Georges 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k Dagobert Cuvier（1769—1832）提出的。Cuvier的理论叫作灾变说（catastrophism），该理论认为，由于突发性的大灾难（比如陨石），物种会周期性地灭绝，然后被不同的物种所取代。
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物种的纷繁复杂性，而且某些物种之间拥有惊人相似的身体结构。比如，人、黑猩猩和猩猩的每只手和脚上都有5个指头。鸟类的翅膀和海豹的鳍非常相似，也许其中一种是从另一种变化而来的（Daly & Wilson, 1983）。将物种进行比较后，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某些科学家和神学家的激烈讨论。此外，化石记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生命形态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另一个证据来源出自于对不同物种的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Mayr, 1982）。生物学家注意到，尽管物种之间迥然相异，但它们的胚胎发育过程却惊人地相似。比如，在哺乳动物、鸟类和青蛙的胚胎中，在靠近支气管裂口的地方都有一根不同寻常的环形动脉。这项证据也许意味着，这些物种很有可能来自于很久以前的同一个祖先。在1859年之前出现的所有证据，似乎都已经表明生命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那些信奉有机生物结构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生物学家自称为进化论者。
另外，达尔文之前的许多进化论者还观察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不同物种所拥有的各种特征似乎都有一种目的。比如，豪猪的刺让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海龟的壳为它壳下的软组织提供保护；而许多鸟类的鸟喙都被塑造来凿开坚果。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特性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所以也必须给予解释。
尽管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贡献良多，但他们未能发展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生命的变化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的，以及那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比如长颈鹿的脖子和豪猪的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一种因果机制或过程来解释这些普遍的生物现象。达尔文提出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因果机制。
